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
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高萧萧想到此，自是摇头苦笑。
实际上，北宋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高萧萧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 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当然会想到王安石，而且只会想到王安石，他和她虽名为君臣，但气场相投。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神宗知道，早在先皇时候，王安石就给仁宗，进过万言书。不过洋洋洒洒地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其实也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甘愿赋闲在家，读着史书。
高萧萧知道王安石和小神宗之间，有着一段著名的谈话！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安石说道：“择术为先”。神宗便笑了一笑，又问：“王大人，你看唐太宗怎么样？”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太宗呢？这当然很对仲针的胃口，从而就下定了仲针要变法的决心！”
小神宗是个鬼灵精，他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志大而才不疏。小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
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 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
反对变法的头号种子便是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