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先来说说免役法吧。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 。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是考虑到民众出不起那么多钱粮，那么就出劳力代替吧。
但是，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了。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真是苛捐杂税）……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
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什么呢？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
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话来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的。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
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倒是不能都一一废除。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后来也官居宰相）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对此司马光也是赞同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了。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因为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可惜，王安石思路太超前了，生不逢时啊……
其实这些，司马光也是有前瞻性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要尽毕生之力将王安石从这个危险的轨道上拉回……但是，王安石又怎么能够理解？当然不能离解。
在神宗的支持下，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历史就是喜欢开北宋的玩笑，给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王安石，就给他匹配一个同样不是等闲之辈的司马光。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更是比王安石高瞻远瞩。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扎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三论拣军）。可见。他们两个的相对抗，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要说他们的“党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司马光、苏东、苏辙、黄庭坚，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其余如文彦博、吕公奢、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是支持过王安石的，在深思熟虑之后，却又靠向了司马光。
现在的司马光，虽然是那样淡定和低调，尽管在家是终日闭门不出，可是在保守党的心中，他还是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这一日，他在家中看着《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名作，就听得外间良伯在他书房外，恭敬说道：“君实秀才，院外有一个孩子求见！”（自打司马光辞去相位后，司马光便命家中的老仆，还是唤自己当日在光州的名讳“君实秀才”，其实人生若是能够重来，他真是愿意回到从前，回到从前在光州作秀才的惬意日子里啊）
司马光在书房内听了，心中隐隐一动，莫非……这孩子真的来了？不过，他是对吕公奢许下诺言的，他的孩子，如果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他司马光愿意将他的孩子，当做自己的义子！当下他便将书合起，走到书房外面，问着良伯道：“是一个……多大的孩子？”良伯恭敬说道：“君实秀才，是一个**岁的男娃！虽然身上还带着孝，可是模样儿很清俊！”司马光听了，颔首道：“孩子在哪里？快请他进来！”良伯听了，说道：“小公子已然进来了！”
司马光便朝看去，只见吕公奢的儿子，果然立在那里。司马光便在心里深深叹息了几声。吕公奢当然是他的朋友，不过他的朋友很多，吕公奢也只是其中交往平淡的一个。不过吕公奢的身世特别，他是孤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