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旅途
你才会称赞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随风飘逝》（鲍勃·迪伦）2004年的3月初春的一天，我独自坐在北大的未名湖畔的石舫。在略为寒冷的微风中，薄薄的阳光照在我胡子拉碴的脸上，就这样凝望着不远处的博古塔和命运女神，命运女神在湖上向我走来，20年过去了她仍显得闪亮，这一事实在瞬间让我难过之极。我坐在她面前，像一个孤独的孩子，不知能把握什么，能同她说什么。这种痛苦恐怕将成为秘密隐藏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在时机成熟时就会汹涌而来。
“孩子，你回来了。你现在的状态和20年前不一样啊！还好吗，孩子？”
我平静地说出当时的感觉：“我没有悲观，只是有些压抑。”
她的形象楚楚动人，尤其是在寒冷的风中。我非常自然地感到她的亲切与温暖，慢慢把头放在她温暖的双手之中，不知该对她说什么，承诺什么。我静静地看着她，她也凝视着我；我和我的命运女神四目相对，而我心中迅速聚集了巨大的悲哀，我无能亦无力。
就在春节后的一天，在亚运村的某个茶馆里，普涞的股东会开会决定让公司暂停业务。我急切地向王长田、冯仑、王永峰解释和争取，但那是徒劳的。在签署决议时，我内心才感到巨大的疼痛与悲哀，还有些许的愤怒。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表情扭曲，签完字后拒绝了大家一起午餐的邀请，夺门而出。
此时，在这个石舫上，我多么渴望能再和晓峰、汪勇、朱杰高歌一曲《随风飘逝》。如果不是因为在20年前，命运让我和汪勇成为室友，让我认识了晓峰和朱杰，如果不是汪勇教我弹琴，如果不是我们的“流行色”乐队成为北大图书馆草坪和这石舫上众多Party的中心，如果不是在这里听到了齐秦的《狼》、崔健的《一无所有》、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以及滚石乐队鲍勃·迪伦等的歌曲，我真不知道我这个从山西县城出来的年轻人有没有自信度过那成长的4年。
我们像兄弟一样在32楼紧挨窗口的楼道练歌长达数小时，直到引起对面35楼女生的注意、尖叫或者怒骂。我们夜晚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与各路人马切磋琴艺。我们以《随风飘逝》和《让我们看云去》勇夺北大1985年黄金组合冠军，而后的Party开始有高年级的女生向我们表示好感，我们也越唱越勇。1986年参加高校音乐大赛的那些人啊——宋柯、刘欢、高晓松、老狼……那是一个纯粹精神的年代。动物园练摊的“万元户”则是另外一个世界，女生会因为觉得俗而拒绝他们请吃饭的邀请。
“流行色”乐队的成员除了我以外还有：
许晓峰：北大英语系83级学生，1987年毕业分配到大亚湾核电站，后担任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等，一直从事音乐文化事业。
汪勇：北大英语系84级学生，1988年临毕业前一个月被开除，至今下落不明。
朱杰：北大英语系84级学生，1988年毕业分配到某保密单位，后无音信。
就在这里，我们曾悲伤地为汪勇送行。也许今天的学生难以置信，他是因为玩一毛钱一庄的麻将而被开除的。在那一刻，伪装成熟、长大、不在乎的我们显得慌乱、脆弱、无能为力，大家最后一起唱着汪勇写的歌抱头痛哭。又是一个新年来到
我还是那副老模样
背起吉他四处流浪
不知何处是我的家
我的朋友们
现如今在何方
为何不带我
一同去流浪
留下我独自感伤
留下我独自感伤
从1998年怀揣梦想回国独自创立普涞，到冯仑兄的加入，再到永峰、王长田的加入，到公司暂停业务时已经6年了，这些年中普涞曾会聚了多少人的梦想与失望，最多的时候，普涞曾经签约合作了22个音乐人，包括崔健、罗大佑、张亚东、汪峰等，先后组织或参与了400多场演唱会，制作过7张专辑，此外所有传统音乐公司做的事情都做过，比如市场营销活动、影视音乐服务、版权服务等等，可公司的赢利每况愈下。版权不能产生收入已经是重大的问题，崔健的唱片历史上预计销售超过1 500万张，到今天很多音像店还在卖他的唱片，但绝大部分是盗版，他在一张唱片上收到的版税往往只有几十万元。才华横溢的山西同乡宁浩那时在勤奋地为汪峰拍MTV维持生活，普涞将其毕业大戏《钻石》的剧本向很多影厂推荐，结果屡遭拒绝——这就是后来精彩无比的《疯狂的石头》。
股东会决议的第二天，我不用早起了，一直睡到了下午3点，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能适应。6年了，这个倾注了梦想和心血的普涞说停就停了，还有那些善后的工作，如解雇员工，同音乐人解约，而无法发行已录制好的唱片如《幸福大街》和《引擎合辑》则更加令人疼痛。
2004年初春到2005年的5月，是我回国后最艰难的时期，回国后第一次创业的失败打懵了我。我离开了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