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程控交换机和光纤上的成功，并非靠技术上的领先，而只是本着为用户提供“走向未来时眼下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但之后北电背离了这一途径，成为一个狂热的技术至上主义者。
扎菲罗夫斯基竟然选择放弃了很快就成为“眼下需要”且北电已经具备相当优势的UMTS，而妄想凭借有着更美好未来，但后来被证明短期内难以大规模商用的WiMax和LTE重新找回昔日的荣光。这简直是疯狂！
最后，一切终于无法挽回。虽然北电在宣布进入破产保护程序时还有大量现金，而且下一笔大的债务支出要到2010年，但公司却实施了卖掉明星产品或重要的现金流产品（城域网、CDMA、LTE）以换取现金的拯救计划，这等于向人们承认这家公司已经彻底丧失了进取心和自信心。可悲的是，此时曾经经历了泡沫洗礼的光纤业务正卷土重来，3G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正掀起新一轮的建设高氵朝，而这一切已经与北电无关了。虽然它在这两个领域本来都可以大展宏图。
这一切只是高科技业频繁上演的悲剧中的一出。悲剧的感染力来自其不可避免性，而北电的命运印证了这种不可避免性。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西方电信设备业乃至整个西方高科技公司群体的命运。
西方是如何在高科技领域建立起自己的领先地位的？起初，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思潮使西方世界率先走向合理化，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科技和工业革命。随后，西方世界成功地将日益强大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延伸到政治和军事领域，以此为保障开始向后理性化的国家和地区渗透和殖民，将这些地方纳入其构筑的中心—边缘体系，并成为其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廉价的资源获取地和提供垄断利润的产品消费地。
至此，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形成了：它只需不断投资技术以保持技术上的领先，同时通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强大政治和军事力量（包括知识产权法律）来避免后发展中国家真正掌握这些技术的核心而自立，从而使其永远被固定于资源的供给者与产品市场的定位上。
在电信设备业，这种模式被衍化到了极致。最初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马可尼和贝尔发明了将无线电成功用于远距离通信和利用有线电话实现通信的方法，随后，为了克服新技术应用早期阶段的困难，设备业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形成一个独立的行业，而是作为运营商的一个部门，或者是与运营商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附庸体。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运营商可以率先使用各种新的技术，甚至能够直接向设备部门提出技术与产品需求，再由后者实现，以此来促成商业上的成功，而设备商则可以在运营商充足的资金供应之下专心于发明创造。这种模式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期朗讯和北电从贝尔体系的最终完全独立。
政治和军事上强大的欧美发达国家对发明创造给予了自始至终特别的保护，并为运营商们的冒险提供了必要的庇护（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使其在本国获得了技术和商业上的成功后，便开始将其复制到欧美的势力所到达的国家或地区，并通过全球性的规模效应来降低其风险，获取超额利润，由此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尽管后来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独立，开始对电信运营领域的外资实施限制，但由于设备商掌握了这个行业最核心的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始终受到强大的国家力量的捍卫，它们便可以对独立后的新兴国家的国内运营商和全球大量的中小运营商行使话语权，通过输出技术和设备实现高额回报，回到本国继续投资技术，如此往复。
只要政治（由国家提供）、资本（由资本市场提供，以运营商的投资为输出形式）、技术（以设备商为主体）、市场（由最终消费者构成）这4种关键力量继续对西方公司有利，西方公司就可以一直享受既有商业模式的丰厚回报。一直到20世纪结束，这些也都是中国公司面对的现实。西方公司掌握着几乎全部的核心技术，欧美全力发动的专利战争使它们得到了最高级别的保护，以华尔街为首的资本市场吸引着全球廉价的剩余资本，欧美市场占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的超过70％，拥有着全球最成熟、要求最高但消费能力也最强的大部分核心消费者。
但漏洞已经出现了，它来自中国。中国是所有后发展国家中率先提供一个足以与西方世界相媲美的电信增量市场的国家。这不仅仅因为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还因为中国在电信业进入革命性的时代之前，已经从基础建设中积累了经验和信心，并将优先发展电信设施作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这使中国形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电信设备增量市场和相对独立的电信运营体系。这个市场为新生的中国电信设备商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中国据此成为西方公司不得不全力争取的一个战略市场，这让它们在动用专利武器来扼杀新生的中国公司时心存顾虑。
在这个前提下，对中国公司而言，实际上只有一个难题—技术。如果没有新的潮流，西方公司将继续凭借上百年的技术积累在若干年内慵懒地生存下去，但两股世界性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