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现，给了中国公司打破惯性的机会。互联网的出现，形成了知识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电信技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由市场拉动（而非过去由技术所拉动）的新时代。
由于中国在开始大规模电信建设之前的30年，始终将通信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战略加以对待，从而在遍布全国的大专院校以及研究所中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培养了大量的研究人员，他们对全球通信业的趋势有长期的跟踪研究，这为即将诞生的中国电信设备商们储备了必要的技术和人才基础。当后来新生的中国公司需要更多的研发人员以实施研发战略时，更多受过更加先进的技术教育，并且懂得利用新生的互联网来加速学习西方先进电信技术的理工科学生又源源不断被培养出来，虽然这些年轻人可能还不敌用先进的设备与管理武装起来的西方公司的同行，但廉价而供应充足的知识大军让中国公司可以毫无顾虑地实施人海战术，将西方公司原本的研发周期成倍缩短。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普及，语音通信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演进后，终于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而语音通信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是最主要的通信需求，这就让西方公司不能利用技术上的升级换代来甩开中国的追随者，这就使得中国公司可以从容地模仿与学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电信技术又突然拐向了另一个极端。由数字移动通信开始，这个行业突然被高度的不确定性所充斥，一直擅长在近似封闭的环境中发展更先进技术的西方公司也同样变得不适应，它们突然发现自己在重要的技术方向上，不是响应太早，就是太晚。相反，没有多少技术和客户积累的中国追随者却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紧紧盯着为数不多的战略客户的需求，及时作出个性化的响应，从而避免了成为新技术的俘虏。
这一趋势在北电和中兴这两家起点完全不同的公司的命运轨迹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