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安抚制置司后宅。
书房中，余玠把桌子上厚厚一摞书掀翻到地上，这还不解气，又把一块上好的端砚狠狠摔在地上，这才坐到椅子，抚着胸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内宅中的侍女、下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退得远远，直到有一个机灵点儿的跑去找夫人。
昨晚听了朱登科一番蒙鞑势大、明天必来的言语，余玠辗转了一夜都没睡好。
今天上午处理了一大批挤压下来、急等着他亲笔签署的公文后，他接见不少等了许久才得拜会的大小官员，而后午时用过饭后，又把漕、仓、宪主要主官官员召集过来，连同幕府的诸多参谋、参议、干办公事、差遣等，聚在一起，商讨要事。
第一件最需要商讨的事，就是今年是否向朝廷上缴四川四路的赋税，若是上缴，该上缴多少，自留多少。
原本四川被蒙军大肆残破后，已经有不少年，朝廷不再要求四川上缴赋税，把资材留作重建军队、修筑山城防务之用。可自从兴元府之役上报大捷后，朝廷便发来公文，要求恢复四川赋税。
朝廷此次要钱当然是理直气壮。
以前四川境况不佳，朝廷予以减免，甚至还调拨钱粮入蜀支援，后四川元气略有恢复，朝廷几次要求恢复税收，都被余玠以募兵不足，钱粮不够修筑防线为理由，顶了回去。
可此次反击兴元府之后，朝中官员一致认为四川都有能力****北方了，那自然是兵足粮够，也该反过来支援中央了。
这理由足够充分，川中勿论官大官小，都认为该给朝廷上缴一些了。可上缴多少，是象征性上缴一些，还是回复以前的比例——留够3年之用，其余全送往临安，这就意见不统一了。
四川北部从残破中重建的州府官员，认为象征性交点就行了，他们还需要资金重建。南部蒙骑没到过的州府官员，认为可以按以前的数量上缴，他们也需要考绩。而仓、漕、茶马、盐酒各个部门的意见也不统一，议事堂上，吵得不可开交。
原本余玠也认为怎么样都该给中央上缴一些了，可昨夜见了朱登科，他又犹豫了——如果真如朱登科所言，日后四川将会面临更大的军事压力，他需要更加在军事上投入才能保境安民。
于是当他流露出今年也不上交赋税之意，勿论大官小官，勿论州府幕僚，一起声声反对！
看着那些争吵的耳红脖子粗的官员们，做了这些些年的官，他也看透了，这些官员里面有真心为国为民的，但更多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有的为了考绩，为了日后自己的仕途，有的为了有钱建山城把治所迁入，保全他们的性命，有的为了能贪污便利，有的为了能调迁外地为官，有的则是为了自己乡族的利益……
余玠烦闷之至，只能散了会，不了了之的改日再议。
而另外一件事，就是余玠私下与几个亲信幕僚商议，打算撤换、惩治几个统制、都统制，而在这件事情上，则没争吵，所有亲信幕僚齐声反对！
此次北伐兴元府，余玠几乎把四川所有能动用的主力全部带上，企图一战功成，但是征伐途中，这些无能的兵将却是气坏了余玠。
其余州府新建的新军不提，四大戎司军，这是大宋支柱之军，平日要钱要粮要军械，以国之倚重，都是狮子大张口，阃府也尽力给之。若是给的少了点，晚了点，一个个都嚷嚷着，若是发不出粮饷，军心浮动，士兵哗变，谁来担当罪责？
可上了战阵，一个个借口新兵未练，兵甲不足，只可守城，不能野战，竟是谁也不肯出战。最后无奈，余玠只有让亲将张实、让远调而来播州雄威军连番苦战。
播州杨家，本是土司依附，虽然仰慕汉家文化，推行汉文科举，数代下来，几近汉人，但是他们所带之兵，却尽都是蕃夷。
当年兵救重庆，黎、雅阻击……每逢巴蜀大战皆有杨家身影，此次为了安抚杨家，他特意赐旗勇将赵寅，以示嘉奖宽慰。但汉家祸事，每次皆是蕃军在前苦战，汉军难当大任，这让余玠始终介怀难平。
3万多大军围攻兴元府不足5千蒙军，各支军旅皆互相推诿，不肯奋勇登城。而张实部、播州军连番苦战，余玠怎好再逼迫他们强行攻城。直至错失良机，蒙军大军来援，他无耐之下，只得选择退军。
但这退军途中，前些天还裹足不前的各支军兵，这下子皆奋力狂奔，留下多少厢军夫役被惨遭屠戮。
这还不算，待返回川中各军途经各个州府，这些军兵军纪败坏，屡屡扰民。更有利戎司都统制王夔纵兵劫掠，为祸百姓。余玠不得不四处巡查，安抚各州府文官百姓。
利州路安抚使王惟中也屡屡大骂这些官军：“卫国无术，祸民有道。”
于是余玠打算拿王夔先开刀，好好整肃一下这些骄兵怯将。
只是他刚刚提出，幕僚亲信当即反对。
有人说王夔乃宿将，不可轻动，拿一两个小校的人头，安抚一下民心即可。
有人说王夔此前也是有过功绩，轻易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