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事统治。从11月25日起，北京政府指派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驻华公使馆进行非正式磋商，同时，又指示驻日公使陆宗舆与日本外务省直接交涉，要求撤走日本军队，将主权交还中国。本年1月2日，日本公使馆致函中国外交部，称“此事现尚非时机，碍难照允”。4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曹汝霖通报了拒绝取消中立区的理由。曹汝霖表示，迫于山东各界及地方团体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只能请求日本予以谅解。尽管驻日公使陆宗舆主张从缓，但由于中日两国的私下接触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北京政府被迫采取正式外交交涉的做法，期望能引起日本方面的重视。本日，外交部正式照会日、英两国驻华公使，声明取消中立区，要求日本尊重中国的中立，撤退现在该区域内的所有军队。10日，日置益照会北京外交部，认为中国的照会系独断处置，实属轻视国际信义，不顾邦交，措置诚有未当，实难允认，同时声明帝国军队之行动施设，在必要期间内，依然存续，决不受此等取消之影响及拘束。外交部得到日本公使的复文后，于16日再次照会日本公使，重申7日的声明。照会指出，中国当初划定交战区域，仅仅是基于外顾邦交，内应时势的考虑，并没有与日本签订过任何协定，现在战事既已结束，中国单方面宣布取消中立战区，也根本没有必要征求日本的同意。何况现在德军早已解除武装，英军也已经撤走，日军当然也没有理由继续留驻该地。同日，外交部电令陆宗舆向日本外务省解释山东战区必须立即撤销，至于日本如何撤兵，仍可从长商量。但日本此时正酝酿新的侵华阴谋，所以始终不肯撤兵。事隔两日，即向中国提出了震惊中外的“二十一条”要求，取消战区之议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1月8日中俄蒙讨论中俄驻库伦机构的卫队设置问题。恰克图第23次会议通过两项条款：“（一）、库人员卫队不超过二百名，分驻各地卫队不超过五十名；（二）、俄国驻库领事卫队不超过一百五十名，将来若添设领事署、副署，每处卫队不超过五十名。”
通过这两项条款，俄国达到了如下目的：（一）、限制了中国驻库伦的军队数量，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中央政府对外蒙古的控制能力；（二）、俄国取得了在外蒙古的合法驻兵权；（三）、“将来若添设”一句，为俄国日后扩大驻外蒙古军队数量预留了伏笔。
中华革命党人张拱辰、范玉田在江苏南通举事，因计划不周，事泄而败。同月，广东刘光、蔡苏在横江组织讨袁军筹备起事，也因事泄半途而废。孙中山希望利用欧战爆发之机，在国内重组力量发动讨袁的计划，再度受挫。
1月9日袁世凯向20省巡按使授卿衔。继本年元旦向中央各机关长官大规模封卿后，袁世凯又向各省巡按使广授卿衔，授予朱家宝（直隶）、齐耀琳（江苏）、张鸣岐（广西）为中卿；张元奇（奉天）、蔡汝楷（山东）、金永（山西）、韩国钧（安徽）、戚扬（江西）、许世英（福建）、屈映光（浙江）、段书云（湖北）、刘心源（湖南）、吕调元（陕西）、张广建（甘肃）、杨增新（新疆）、陈廷杰（四川）、李国筠（广东）、任可澄（云南）、龙建章（贵州）为少卿；张元奇、许世英、张广建均加中卿衔；署吉林巡按使盂宪彝给少卿衔，12日，袁世凯开去河南巡按使田文烈陆军中将军衔，改授中卿。
杨守敬病逝。杨守敬，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1839年生。同治举人。曾利用担任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随员出使日本之机，在日本广搜中国古籍，撰有《日本访书志》，并校刻黎庶昌所集《古逸丛书》，在日本出版。1899年出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后长期担任勤成学堂（后改称存古学堂）总教长。1914年受聘为总统府顾问，又被特任为参政院参政，去世后被袁世凯迫赠为少卿。
1月10日俄国诱使外蒙古地方当局鉴订《俄蒙银行条约》。该条约共分五款，规定：“（一）、该银行资本总额为五百万卢布，其第一次资本五百万卢布交足，即开始营业；（二）、本行设于俄京，于库伦设第一分行，再次第设分行于俄蒙各要点；（三）、该银行有货币发行权，准在俄国铸造蒙古货币，并有发行纸币之权利。惟蒙古货币质量，须与俄币均一，以免市价之动摇；（四）、该银行除发行权之外，更获得下列特权：（甲）如土地，银行对于不动产抵押，可为借款。（乙）可营仓库业，得发行仓库证券。（丙）可营交易介绍业。（丁）可为一般商务买卖。（五）、俄蒙银行所获权利及特典，于特许期限以内不得让与他人。”。通过该条约，俄国进一步巩固了在中国外蒙古地方的“特殊地位”。5月27日，外蒙古地方当局根据《俄蒙银行条约》在库伦开设了蒙古国家银行。
南浔铁路竣工。南昌至九江的铁路，2月3日全线通车。
1月13日袁世凯亲兵模范团第一期全体官兵效忠宣誓。宣誓活动在北京关岳庙举行，由模范团团副陈光远主持，并领读八条誓词。袁世凯特派陆军上将、总统府侍从武官长昌到场监誓。誓文为：“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为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