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附近义和团民相继涌来，总数达两三万人，成为畿南地区反帝运动的重要力量，并为义和团进入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敦煌发现藏经洞和中国痛失国宝
1900年5月，长期居住莫高窟的道士王元篆，偶然发现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
敦煌莫高窟开凿于南北朝时期，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长达千余年，是我国现存的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它举世无双，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
唐代是开凿莫高窟的顶峰时期，也是莫高窟最繁荣的时期。到了宋代，由于政治中心逐渐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以及西北少数民族逐渐内侵，敦煌地区重新成为战火纷飞的硝烟之地，由繁荣逐渐转向荒凉。
大约在北宋仁宗皇祐年间，即1049年至1054年，西北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向东方推进。北宋兵薄势弱，无力阻挡西夏铁骑的冲击，战火很快燃烧到敦煌地区。莫高窟的和尚赶紧把历代宝藏、经卷、织绣、杂书和画在绢上的佛像等，都放进一座洞窟的暗室中，暗室外面筑起一道泥墙，将暗室封闭起来，泥墙上面又画上菩萨像。掩藏好之后，和尚们四散逃亡。随后，西夏国完全占据了敦煌地区，并长期统治。逃亡的和尚们都没能再回到敦煌，这个密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几百年之后，到了清末，即1900年5月25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
道士王元篆，湖北人，长期居住莫高窟。他看到敦煌千佛洞无人重视，大多被流沙掩没，就募集人力清理泥沙，挖开洞窟。在清理一个被流沙和坠下来的石块堵塞的洞窟时，发现洞窟甬道边的一堵壁画墙有裂缝，挖开裂缝，又发现这是一个用泥封住的小门。打开小门，原来里面是一间3米见方的暗室。暗室里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和画着佛像的绢幡、印花织物，还有各种图书（拓本、写本、印本）、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歌词曲、契约、信札、账单、铜像等。这就是著名的敦煌“藏经洞”。上面所说的东西，是千百年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关宗教、历史、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是中国文化史上，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据估计，“藏经洞”中有各种物品4万件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物宝藏。
王元篆虽然发现了这个宝藏，但并没有认识到这是稀世珍宝。他随便拿出几卷送给敦煌县令汪宗翰。汪宗翰十分重视，又向王元篆要了一些经卷和画像，送给甘肃学台（负责管教育的官员）叶昌炽。叶昌炽是个著名的金石学家，他马上向甘肃藩台（即布政使，负责一省的财赋和人事的官员）建议，把藏经洞中全部文物运到甘肃省城兰州保管。甘肃省当局对此事并不十分重视，没有拨出运费，致使这些珍贵文物仍然留在石室之中。1904年，甘肃省衙门下令，让敦煌县衙门清点这批文物，并责成王元篆就地封存，暂为保管。
经过4年的传扬，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看到清政府并不重视这些稀世珍宝，就纷纷伸出黑手，前来巧取豪夺。
首先向藏经洞伸出黑手的是沙俄帝国主义分子。1905年，沙俄的勃奥鲁切夫听说敦煌发现了古代写本经卷，立即率领一只“地质考察队”，于10月赶到敦煌，以少量的沙俄产品作为交换，从王元篆手里骗去了一大批珍贵文书经卷。1914年，另一个名叫鄂登堡的沙俄帝国主义分子也来到敦煌，同样采取欺诈手段，掠走了大批文物，并肆无忌惮地剥去了一批壁画和彩塑。
1906年5月，一支英国“考古探险队”接受英国政府的命令，在首领斯坦因率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垂涎已久的敦煌。斯坦因以极低的代价，花言巧语地买通了王元篆。随后，斯坦因花了7天7夜的时间，挑选了保存良好、完整无缺的经卷3000多卷，各种残篇6000多卷，装成24个大箱子，此外还有5箱子满装的精美丝绸织绣和画有佛像的绢幡、绘画等，满载而归大英帝国。16个月后，这些珍宝全部运到伦敦，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为了表彰斯坦因，英国政府特地颁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
1908年7月，法国帝国主义分子伯希也到了敦煌，采取同样的欺诈手段，掠夺了6000多卷典籍和画卷，装满10大车运往巴黎。同时，他还把带不走的塑像和壁画拍了照片，印出了6大本的《敦煌千佛洞壁画集》。
帝国主义的掠夺引起了爱国学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抢救这批祖国的瑰宝。1909年，清政府下令并拨出款项，把藏经洞中最珍贵的古写本文物运到北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运输途中又被一层层盗窃、撕裂，到京后只剩下8697卷，经整理存到了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前身）。
但是，可恶的王元篆并没有把东西完全上交，他卑鄙地侵吞国家财产，秘密保存了若干卷古写本经卷和数以千卷的写本经卷，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11年10月，王元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