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
我们需要继续提供一些基本的重建资金，让伊拉克人和我们的军队一起保持一些重要区域的稳定。但我们也应该向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援助计划靠拢，这样经济援助的多少就取决于伊拉克人是否可以在减少宗派暴力和促成长久政治解决方案方面取得的进步。
最后一点，我们应该意识到，整个中东地区都会受到伊拉克战争结局的严重影响。因此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也应该让伊拉克邻国参与进来。
因此我强烈建议，我们应该与伊拉克人、沙特阿拉伯人、伊朗人、叙利亚人、土耳其人、约旦人、英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一起召开一次地区性会议。会议的目的就是让外国军队撤离伊拉克，防止它们进一步陷入伊拉克内乱之中，并且促成伊拉克各个宗派之间达成政治协议。
我们要声明一点，即便我们会减少美国驻军的数量，我们依然会与中东地区的盟友们继续合作，抗击国际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如果我们无法与伊朗和叙利亚就这些对我们都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磋商，那么我们将得不偿失。
这样一来，我需要进一步说明几点。鉴于我们要改变对伊策略，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从伊拉克战争中我们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在更广泛应对安全威胁和国际恐怖主义时订下正确的策略。
许多原本支持对伊开战的人争辩说这是策略执行的失误。但我却一直认为这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失误，是人们误解了战争本身的基本原理。因此，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策略方面的教训，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新世纪的新威胁。
首先，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武断自大地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武力将民主形态强加给一个国家。过去，有从这些独裁政体内部发起的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实现了繁荣的民主，直到今天这些斗争仍在继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在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都愿意通过利用可以掌控的外交和经济资源，促进民主的发展。但即便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民主社会的机构——自由市场、自由媒体和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也不可能在枪管下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明白，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到过的自由，尤其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都不可能仅仅因为我们推翻了暴力政权然后分发选票而实现，只有一个民族的个人安全和物质安全都能得以保证的时候，这样的自由才会实现。
第二个教训就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我们仅仅制定出作战计划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制定出制胜计划。我们对伊拉克的入侵计划一点都没有考虑到如果巴格达沦陷了，我们会陷入怎样的政治局面，关于这一点，人们已经诟病良多。这样缺乏远见的行为让人无法原谅。如果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军队派往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作战，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让他们明确知道自己的使命，并制定出完成这一使命的切实计划，然后再把他们带回来。
最后一个教训是，在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的世界，若想击败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防止这些恐怖组织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需要许多国家的合作才能实现的。无论这些恐怖组织出现在哪里，我们都应保留对其单方面作战的权利。但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能成功做到这些，是因为我们跟盟友的紧密联系，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外交、军事、情报和财力方面的支持，不仅减轻了我们的负担，而且让我们的行动更具有合法性。这就意味着要与我们的朋友多多交流，必要时还要和敌人谈一谈。
我们要将这些教训牢记于心，以应对美国现在面临的更为广泛的威胁。对于这些威胁，我们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伊拉克战争分散了我们太多的注意力。
根据国家情报局的详细统计，我们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消灭的恐怖分子还没有因战争而增长的恐怖分子的数量大。这个例子很显然地证明了，这场战争是如何挫败了我们想要投身于更广泛的反恐斗争中去的努力，但这样的例子却不止一个。
我们在伊拉克庞大数目的军队、情报人员和资源，使得我们的军队规模扩展到了极限，而且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无法应对这个危险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其他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最近称，如果其它地区爆发了军事冲突，那么我们只能主要依靠海军和空军去加以制止，因为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无法抽身。我去非洲时曾经亲眼目睹了软弱无力的政府和支离破碎的社会，很容易就会被基地组织钻空子。我还去过前苏联，当时世界的焦点集中在别的地方，而在那里我看到恐怖分子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偷取的生化武器和核武器。
我们在伊拉克犯下的错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方面也损失惨重，那就是我们的政府丧失了美国民众对其的信任。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现在有42%的美国人都同意，美国应该“在国际上管好自己国家的事，让其他国家自食其力，处理它们自己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还不能成为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