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社团主义经济的公共政策和所有政府制度与活动都必须压缩，某些还必须终结。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当然需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需要一个大政府。重要的是，要把照顾特殊利益的立法压缩到小范围。为此，可以要求政府通过有特定用途的特殊基金支持所有特殊利益的法案，而一般财政收入将用于普遍性质的公共利益。设立特殊基金的目的在于明确支出成本，以确保受益水平与受益者愿意承受的成本相当。目前许多照顾特殊利益的法案是打着一般公共利益的旗号，或者采取税收减免、抵扣和分拆等形式，公众并不清楚其具体代价。本书认为，把私人利益输送给特殊利益集团不但会造成效率损失，还会培养一种文化态度，这不利于激发经济活力需要的期望和探索精神。结束对这些代价高昂的特殊利益法案的纵容和漠视，是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活力的必要条件。瑞典和挪威经济相对不错的表现不足以构成反例，因为大多数证据表明它们极其欠缺活力，也没有良好的工作满意度。还需要指出，本书绝不是说在这些方面对政府的约束就能构成经济活力的充分条件。
某个国家一旦确立了重新焕发活力的目标，很快就会发现私营部门同样需要开展大量改革，以前的高活力经济也必须补充某些新制度。其中迫切需要的是停止向预期任期很短的公司首席执行官们支付超高的薪水，因为那会诱使他们忽视只能在长期带来收益的创新项目。公司法应进行修订，禁止公司动用资本给首席执行官们提供解雇时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金（金色降落伞），这种做法同样会诱使他们追求短期收益，而不是对股东们更有利的长期创新项目，而公司的股票价格会反映公司未来的所有盈利前景。另外，限制首席执行官们选择公司董事的权力看似也有助于改进董事会的质量，不过这样做虽然有利于保护社会和股东，另一方面却也可能刺激首席执行官们在自己的任期内表现得更加急功近利。
较为迫切的改革还包括共同基金，这些机构用抛售股票威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对方满足他们提出的季度盈利目标，此种做法必须禁止。目前这种敲诈行为是合法的，但可以把如下行为列入违法，如共同基金经理人以财务损失威胁公司负责人，以及公司负责人不报告此类威胁。就像在某些国家，给绑匪支付赎金也属于违法行为。另一个问题是，新兴的吸引小额投资者的共同基金通过高度分散化的投资组合将风险最小化，以此作为卖点。如果所有股票购买都如此决策，有盈利前景和缺少盈利前景的扩张项目的新股发行在市场上将无从分辨，会得到同样的融资成果。
恢复草根阶层的创新活力要求对银行业进行彻底改革，很多新兴企业有着不同寻常的商业创意，其中很多只能从对本企业有密切观察和思考的人那里获得融资。因此焕发高度的活力要求重新启用旧式“关系银行”的做法：有经验的贷款人或投资者对其提供融资的企业有着和企业同样良好的前景判断。关注创新的各国政府可以重新进行金融机构布局，以便给创新项目和新兴企业提供充足的融资空间。
为此，欧洲和美国的各国政府可以对现有的银行进行重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关银行业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纠正银行的不稳定倾向及破产风险上。立法机构通过的监管规范主要是限制高风险业务，如过度的短期借款。但人们担心银行总是能比监管者领先一步，可能再次把国家经济暴露在金融危机的风险中。更可靠的防范不稳定的办法则是把银行业务限制在更有限的范围内，把高风险资本留给有专业人才支持的金融市场处理。这个办法还有助于解决新兴企业和创新项目需要的风险资本（或天使融资）严重不足的问题。如果欧洲国家和美国着手把今天的庞大银行机构重组为规模更小、业务更简单的单位，关心活力需求的各国政府就可以确保新银行把业务专注于对企业的融资，特别是对创新活动的融资。
此外，关心创新的政府还希望批准和鼓励为关系融资服务的新的金融公司，这些公司可以开展股票融资业务，也可以着重于贷款。政府还会希望整个经济中遍布各种地方性的投资者和贷款人。我们不用担心乔治·贝利——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的电影《生活多美好》（A Wonderful Life）中的小镇银行家，他只给购房者提供贷款。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银行体系的范围会比较有限，发展速度也不快。2010年，里奥·蒂尔曼（Leo Tilman）向我提议成立一家专门给新兴企业提供贷款或股份融资的国家银行，该提议是想借鉴非常成功的农业信贷系统的模式。这样的机构只需要美国政府提供很有限的投资，其余资本可以由政府担保通过借款筹集。主要的担心是此类政府扶持企业的道德风险，负责人可能受到政治家的压力，为其庇护人提供好处。但当前有某些主权债务机构的运营摆脱了政治干扰，这样的事实令人鼓舞。同时，市场自身也在为创新提供支持，这样的资源虽然不多，却非常受欢迎，例如加利福尼亚的众多超天使投资基金。
私营部门还有其他一些制度也应该检讨改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