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和职业协会可能给考虑创新事业的任何人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欧洲，法律和医疗协会势力极大，工会的大游行和野猫式罢工也非常可怕。在法国，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在2012年11月要求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保证位于法国弗洛朗日的钢铁厂的工人的长期未来。稍早时候，许多工人扣留了经理，这被称为“绑架老板”运动。
在美国，工会如今在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超过了在私营部门，通常不被看作创新的阻碍势力。事实上，有工会组织的纽约建筑业需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完成上海几个月就能竣工的建筑，这说明上述观点存在问题。美国政府反对波音公司在一个有《劳动权利法》的州开设工厂的诉讼，必然让创新者三思。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重组中，工会的信托基金被放在债券持有人的权利之前，也必然令那些打算借钱给创新者的人却步。有人认为，法律和医疗协会有助于保证服务质量。但不管其总体效果如何，这些协会给新入行者设置的限制肯定会削弱创新。如果工会和职业协会的权力能成为公众讨论的议题，对创新者和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将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尽管私营部门的制度改革对恢复经济活力最为重要，现代价值观的强化也具有关键意义，寻求挑战和自我实现以及其他愿望，这些观念将培育和动员发挥活力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如创造性、好奇心和生命力。顽强的现代价值观是世界上第一批现代经济国家诞生和持续发展背后的动力。这些国家实现了生产率的伟大起飞，推动了财富和工资的增长，把人们的工作从谋生手段改造成提供越来越多精神激励、挑战和冒险机会的源泉。现代人希望有现代生活方式。如果现代经济源自现代价值观，那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现代价值观获得重新肯定和广泛传播将有助于现代经济的复兴。过去的企业家总是梦想他们的企业会有多么光明的前途。如果今天的首席执行官们只关心建立公司，不在乎他们的梦想家园，他们是否依旧不能摆脱短视的桎梏？还有，如果西方国家不能重新回归伟大时代，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现代精神将永远延续。
在《迷失于转型之途》（Lost in Transition）一书中，克里斯汀·史密斯（Christian Smith）从他和年轻人的访谈中发现，很多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路，他们的困难不是来自自己的失败，而是社会不能给他们提供文化资源，帮助他们完成走向成年的旅程并取得成绩。在谈到周围的消费主义时，多数人持赞成态度，有人认为这对经济有益。在谈到他们愿意选择的生活方式时，他们谈到为挣钱而工作，为拥有“美好事物”、家庭和财务安全而工作，很少人谈及想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挑战”、“探索”、“冒险”和“激情”一类的词汇并不在他们的语言中。他们迷失了。
我们必须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重新引入现代思想的主要观念，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这既是为焕发经济活力，也是为保留现代精神本身。美国人今天在讨论大多数州最近引入的12年级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英语标准重新强调了说明文及散文和传记之类的“报告式”文体，这些曾被更注重情感交流的小说代替。其根据是，经济生活和年轻人的职业都更需要说明文写作。然而相对于擅长解释说明的人，现代经济更需要渴望在具有挑战性的新环境中发挥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人。现代经济要求年轻人更多地阅读那些富有魅力、令人激动和充满想象力的作品，如杰克·伦敦（Jack London）、H·瑞德·哈格德（H. Rider Haggard）、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罗拉·英格斯·怀德（Laura Ingalls Wilder）、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和H·P·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等人的作品。
西方国家能否恢复黄金时代的高度活力？可以对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改革，以发挥其在创新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可以对过度监管和政治拨款进行限制，使各类企业能重新获得创新的自由和激励。可以重建财政纪律性，减轻企业对税收分割利润的担心。但如果没有文化作为支撑，仅靠这些措施是不够的，甚至也没有被采纳的可能。高活力经济的特征是从草根阶层向上蔓延，遍布整个经济的永不停歇的构想、实验和开拓的精神，并且在幸运和智慧的帮助下最终完成创新。这种草根精神是由现代主义的生活态度和信仰驱动的，彻底恢复高活力要求现代价值观再次压倒传统价值观：各国必须反击最近几十年来令人窒息的传统价值观的蔓延，复兴鼓舞人们勇敢追求丰富生活的现代价值观。只要有决心，很多国家就有希望重现昔日的辉煌。一个大众繁荣的未来正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