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能做些什么？西方社会如果希望大规模改善在就业、生产率以及工作体验方面的表现，就必须对制度和文化进行改造，以恢复经济活力。尽管大学和媒体可以提供帮助，许多改革措施还是需要政府各个部门参与。哈耶克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可以创造有经济效率的制度——当然列宁不这么认为。更准确地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从零开始创造一整套制度和价值观，以产生自主创新所需要的经济活力。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制度和文化是通过企业家、金融家和用户们的试错（及衰败）演化而来的。然而政府在历史上会不时地积极参与制度和价值观的建设，并由于不可避免的知识的不完备，造成不完美的干预结果。因此，如果想恢复活力，需要政府在启动新干预措施的同时废除某些旧做法，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范围的扩大。
政府必须认识到经济活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性，才能采取焕发活力的行动。当前，政府还被过去几十年复苏的前现代观念束缚着。在美国，民主党主张的新社团主义远远超过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或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1984年美国副总统候选人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把这种主张浓缩在党的宣传口号中：“我们国家的承诺是公平规则。如果你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你就可以分享美国的好处。”这种说法意味着，美国人实现普遍繁荣的世纪是前现代的单调经济制度的成果，人们的工资水平可以同等幅度地提高，人们需要做的就是考虑投入多少时间而已。在这种场景里没有特殊的个人、企业或产业，不涉及各自的观察、愿景和运气，不会因为创新导致其工资和利润有不同幅度的变化。如果某些产业或职业偶然遇到工资涨幅不足的情况，政府将通过特定计划予以拉动。共和党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同样深刻，小布什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所设想的美好生活就是重商资本主义加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共和党把经济视为偶然遭遇冲击的自动驾驶系统，完全不考虑维护和培育经济活力的重要性，也没有为自主创新而改变的意愿。我们很难相信这是林肯的政党。在社会团结与安全的发源地欧洲，人们也没有认识到，与过去一样，绝大多数创新必须在欧洲或美国的本土实现，不会有熊彼特主义所说的来自天堂或政府的甘露。他们同样没有认识到，欧洲人如果停止对美国的创新依赖，将拥有更辉煌的经济。
西方国家正遭遇的危机可以归咎于领导人忽视了经济活力的重要性：足够的活力是创新活动及其核心工作的主要源泉，而创新活动的范围、深度和结果则是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的源头。草根阶层的活力对历史上的美好经济极其关键，包括物质进步、包容性和工作满意度等方面。活力的复苏也是美好经济重生的基础，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目前在财政上的危险状态使这一复苏显得尤为迫切。
为了采取行动——良好判断后的行动，各国政府必须了解未来的方向。它们必须对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的产业界如何产生活力有基本的认识，这不是机械的过程，而是有机的过程（借用柏格森和巴尔赞的术语）。这不是有规则的体系，而是被原生的疯狂弄得十分混乱的体系。直觉和经验或许能对干预措施提供帮助，完全忽视它们可能会有危险。不过，华盛顿方面没有多少商业背景知识。监管官员缺乏产业界的从业经历，据说某些人从未在产业部门工作过。除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外，大多数议员没有在产业部门长期就职的经历。2012年，美国国会估计，如果不进行新的减税，布什的减税计划（每年约5 000亿美元）终止将使年度国内产出减少8 000亿美元，这充分暴露了华盛顿的幼稚与无知。布什减税政策导致的赤字扩大究竟给当时的创新和投资造成了多大破坏，根本没有人估计，更不用说赤字的削减可能在未来给创新带来多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完全不能判断，减税计划终止是严重打击就业，还是通过提升企业家们的信心很快促进工作岗位的增加？就像凯恩斯在类似议题上的表态那样：“我们的确不知道。”
因此政府要激发经济活力，这要求政府官员掌握一些实际知识：创新是如何产生的？从制造业到银行业、医疗和教育产业，各产业的创新遇到了哪些障碍？美国的缔造者们认为，国会议员主要是那些在私人事业的间歇期临时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特别是来自大农场、工厂、办公室和商店的商业人士。参议员和众议员都应来自产业界，任期结束后还回到产业界。
如果这个办法不可行，则需要另外的安排。例如监管者，他们最好在某些产业或者职业上有过实习经历。这些监管者的培训成本同产业专家、会计师和类似的职业人士相当，他们期望的收入也应该和那些职业人士相当，否则就不会选择监管部门的职位。实习工作可以给他们带来经验和观察力，他们或许不能深入参与经济活力的发挥，但对于各种监管规定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他们可以获得直观的理解。
实习工作对立法议员也会有帮助，但他们需要更广博的背景知识。议员们要想机智灵活地引导产业经济重建活力，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