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种满足也等同于“自我实现”或“繁荣”，那可能与这些概念的常规含义不符。假如个人实现的定义有那么宽泛，一个自由、健康和清醒的成年人从事的任何活动岂不是都可以视为自我实现的途径？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一些人的天性符合亚里士多德和现代主义者关于美好生活的定义，但也有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天性，并且适合追求其他类型的生活（只要不是抑制性质的就可以并存），那么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在这种多元化社会里该怎样解读？显然，人们根据自己的本性采取行动的自由（不管其本性是否符合人文主义的人性）是实现罗尔斯的正义的基础。然而，该如何公平正义地对待有截然不同追求的人，答案却不是那么明显。
在职业生涯后期，罗尔斯终于强调了他早期作品中所隐含的内容：根据定义，他的收入分配正义只适用于那些对社会的经济活动收入有贡献的人，而不包括隐士和不参与经济生活的人。罗尔斯坦率地说，为避免误解，那些“整天冲浪”的人并不属于他说的最弱势的工作群体。“冲浪者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而不能靠冲浪补贴。
我们知道，在家庭内部管理家务或养育子女的活动对社会非常重要。经合组织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男性用于做饭、清洁和照顾子女的时间增加到了每天3个小时，女性花的时间更多。我们还发现，就像西尔维·安·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在书中描写的案例那样，对某些人而言管理家务是一种“次要的生活”。然而，家务活动也没有反映在罗尔斯的收入再分配理论中，其理论中的再分配来自雇佣劳动创造的经济剩余价值，而且再分配的对象是所有雇员。家庭中的母亲就没有权利要求这种剩余价值，因为她们没有参与剩余产品的生产，她们生产的是爱。直觉告诉我们，在家庭内部应该有非金钱利益的再分配，但这可能很困难。
根据同样的逻辑，某些人出于服务或奉献精神，在志愿性质的部门工作，如果这些部门没有给他们支付报酬，包括非营利环保组织的志愿者、自愿照顾穷人的护理员、帮助虔诚的信徒求得一餐一床的牧师等，他们也就没有正义的理由要求获得罗尔斯式的补贴。因为这些部门没有创造可用于再分配的收入，在“社会剩余”分配给那些从事生产劳动的低收入者之后，就没有多余的财富留给志愿部门的从业者。即便这些部门向员工支付工资，但若是按照经济生活中的最低工资水平支付，也不会改变上述结论，他们依然没有权利要求分享经济中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生产的社会剩余。这似乎同我们的直觉略有不符。然而，罗尔斯式的补贴是从公平计算的角度设计的，而不是出于需要或应当的考虑。要想获得奖金，就必须参与这个游戏，参与其他游戏的人不在考虑范围内。
此外还有一个议题：除了在分配正义和效率上的责任外，政府还有哪些作用？罗尔斯的正义给政府提供了多少发挥的空间？前面我们观察到，政府可以抓住机遇修补经济中的缺陷，防止活力枯竭，以及抓住机遇解决效率低下的问题。从罗尔斯理论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活动能给低收入者带来好处，那就不能算作非正义。但现在我们认识到，某些劳动适龄人口在积极追求其他的生活方式。处在原始状态的公民可能会看到，更符合自己利益的是约束政府为促进美好生活而提高活力的干预，把资源转移到为其他生活方式服务的项目，因为他本人可能是与主流社会有不同价值选择的人。不过，通过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发现：政府用于激发活力的计划和机构，虽然对低收入者和其他人都有利，但这些低收入者也为此做出了贡献。自己选择其他生活方式的未知风险并不构成内在的正义理由，因此也就没有理由把经济生活中最弱势群体的某些收益转移给退出主流经济的、选择其他生活方式的群体。获得罗尔斯式的补贴意味着他们也是弱势的生产合作者，但这些人并非弱者，仅仅是选择不同，而且他们也不是可用于再分配的社会剩余的生产合作者。
看似正义的解放体制
以上讨论都是关于现代经济所需要的调整和延伸，它们不仅能使其正常运行，还能够保证公平与正义。由此引出了我们的终极问题：运行良好和公正的现代经济，是不是一个符合正义的制度？罗尔斯的标准是，正义的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会使最弱势群体的处境优于其他任何制度的结果。在其作品结尾处的深度分析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古典描述的罗尔斯无法判断何种制度符合正义性质：前现代资本主义还是前现代社会主义，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他看来不是决定性的。不过，在一个广泛确立了现代价值观的彻底的现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标准的替代选项（如市场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本书在对主要的制度选项进行对比后认为，运行良好和公正的现代经济是为促进个人繁荣和成长（这些是美好生活的核心）量身定做的制度。本书继而发现，有一系列证据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擅长给普通民众带来美好生活的期盼：现代价值观较为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