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价值观较为薄弱的国家在美好生活的所有度量标准上都表现得更好，比如工作满意度、失业率以及工资水平。凭借这些证据，在现代社会，身处罗尔斯所说的原始状态的公民在设想自己属于最弱势群体时，完全有理由认为运转良好和公正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才是正确的选择。相反，一个设想自己处于最强势位置的人，则可能喜欢计划经济，只要自己能当上沙皇。与社团主义的关联体系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给最弱势群体提供更光明的美好生活愿景。不过在短期内，人们还是需要接受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现实。
当然，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做上述辩护或其他辩护的人必须认识到，很多人对现代或前现代资本主义表现出了极端的厌恶，其中，对私人掌握的巨额财富的厌恶和对追求巨额财富的厌恶情绪尤其突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道：
人们所需要的是与他人自由联合的有意义的工作，这样的自由联合在基本制度组成的框架内规范着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为达到这种状态，巨额财富并不是必要条件。事实上，巨额财富更容易成为一种障碍，即便不是放任和空虚的诱惑，至少也是种意义不大的干扰。
的确，夸大地估计自己的财富会导致对闲暇和消费的过度需求，进而减少就业、投资和创新活动。试图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财富积累机器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则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然而，财富尽管有消极影响，但如果人们的工作成果被市场证明是高盈利的创新，必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如前文所述，巨大的经济收益有助于动员人们从事那些有盈利希望的项目。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巨大财富差异本身并不存在非正义的问题。相反，在传统社会里，巨大的财富差异往往既非制度本质的必然结果，也不具有正义性。此外，财富还具有积极效应。一个人的财富有所增长，而其他人的财富没有增长，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可以在所有方面都生活得更好。但如果每个人的财富都有所增加（增加同样的数额或者同样的比例），人们肯定有更好的条件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表现自己的个性和价值。
很多社会评论家会谈到一种“非正义性”——其他某些制度所没有的、现代社会的某些内在缺陷，这些缺陷会使现代经济（包括在经济包容性等方面保持经济正义的）不符合正义标准。现代经济至少在三个大的维度上可能存在不足：其他某些经济制度（或许只是现代经济的一种变体）有能力提供更美好的生活愿景，或者能给更多的参与者提供这种愿景，或者能提供比美好生活的各种经典描述更理想的生活方式。另外，在其他经济制度选项中，肯定有某些未知的制度可能比现代经济更辉煌。我们很难逐一审查所有的反对意见，但关于现代经济（无论其运行如何良好和公平）的非正义性的指控则必须予以回应。
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评意见，往往是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或许还包括其他现有的经济类型）相对于某种尚未建立的经济制度而言是非正义的。很有名的案例是20世纪的社团主义者。在社团主义经济出现以前，他们设想由国家指导的经济有助于实现传统社会的很多期望目标。但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了社团主义实际运行记录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权力并没有带来承诺的经济活力，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团主义已无法支持快速的生产率增长以及保持低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