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指出的是，经合组织还测算了平均工时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截至1996年，意大利、爱尔兰和法国已接近美国的水平，德国和加拿大略低，英国和瑞典则更低。但由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这些表面现象不能说明太多问题。首先，欧洲大陆上有很多国家，因此出现少数尖子生（如荷兰和挪威）的现象并不奇怪，它们甚至有着比美国更高的平均工时产出。如果对美国的50个州进行细分，也会发现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数据大于其他州。其次，在很多就业率低的社团主义国家，雇员只占劳动适龄人口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例如，意大利在1996年的平均工时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9美元，远高于美国的36美元，这是因为意大利的正规经济中只留下了生产率较高的岗位和生产率最高的员工，因为法律不允许工资太低的岗位存在。如果意大利像美国、挪威和丹麦那样有75%的劳动适龄人口参加正式雇佣工作，平均工时国内生产总值会降到32美元，明显低于挪威（40美元）、丹麦（34美元）和美国（36美元）的水平。欧洲和美国的劳动参与率的差距破坏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产率对比的意义。最后，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这些社团主义色彩较淡的国家，由于人们的工作时间更长，也会压低单位工时产出的数据，而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则相反，人们每年的工作小时数要少得多。
因此仅凭这些证据，我们不能说社团主义经济显示了它们宣称的在生产率上超越其他现代经济体（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的优势。结果完全相反，从以上讨论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相对现代的经济依然保持了生产率的领先，加拿大和英国在过去20年也有所进步。
从中还能得出一个更强的结论：图中的每个国家点与斜线的最短距离可以大致反映这个国家在就业率（社会主义的关注点）和生产率（社团主义的关注点）两方面的表现。在较大的经济体中，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都位于斜线的下面（规模较小的奥地利和瑞典更是如此），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较现代的经济体则位于斜线的上面。加拿大虽然也位于斜线下，但与瑞典、芬兰和澳大利亚的位置不远，它们的经济受社团主义影响的程度都存在争议。
而且，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率在1995年似乎赶上了先进国家，但后来证明是暂时现象。在1995~2005年，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回升，自然导致新增岗位的生产率下滑。当年的剑桥学派经济学大师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在发表关于收益递减的演讲时，为生动形象起见，设想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建筑队，最后一个人没有生产工具，但还是有资格去喝啤酒。而同期在美国，生产率较低的工人或生产率较低的岗位则都减少，使得美国的员工平均产出提到更高的水平，单个员工平均工时的产出同德国和意大利的差距又拉大了。
本章已经重点分析了经济发展方面的多个维度（高度物质主义的部分），这些都是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关注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看看离物质主义不太远的其他维度的表现。在过去20年，法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向外移民的现象，这可能具有启发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反映了欧洲大陆的社团主义在提高生产率和创造就业方面的失败。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高失业浪潮暂时阻止了这个移民现象，但并不代表社团主义经济有所改善，或者非社团主义经济的情况恶化，只是显示对外移民目前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不足之处在于，移民现象只表明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存在某些缺陷，却没有明确到底是何种缺陷在产生影响。这些缺陷可能是非物质方面的，例如压迫式的企业或压抑的经济文化。
工资差距（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合理的工资差距）可以作为反映社团主义表现的另一个维度。回顾前文介绍的工资差距的数据，我们可以准确地指出，与现代经济的模范国家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相比，社团主义盛行的意大利和法国的工资差距更小，西班牙、荷兰、比利时和爱尔兰也要小一些，但不那么显著。然而这可能只是表明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参与冒险的频率比欧洲大陆的人更高，而且这些国家在民族和种族方面的高度多元化也可能对不合理的工资差距产生某些影响。无论如何，本章的目的是分析社团主义是否实现了其宣称的目标，而消除工资收入差距从未被列入社团主义的日程。例如，某些社团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对人数众多的少数族裔未能融入主流毫无作为。如果像社团主义主张的那样，国家层面的成就和行动才是重要的议题，而非个人自由、个人抱负和个人收益，那么在这些领域也就不存在经济正义的意义。实际上，在较大的社团主义国家中，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确实也都没有通过大量培训项目或就业补贴缩小工资差距。在欧洲大陆，只有荷兰和法国为提高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投入了较多的资源。相反，长期以来建立起提高低收入工作待遇的成熟机制、为低收入劳动者提供工资补贴的国家反而是英国和美国，它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