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主义色彩较淡的国家。
创新的贫乏
从直接的观察来看，在2007~2008年危机之前的30年里，欧洲大陆四个大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推动力明显来自外部革新，主要是（但不绝对）美国的技术进步。这些国家追赶美国的步伐并没有感受到自主创新重生带来的加速度，这种自主创新只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欧洲大陆盛行。社团主义经济主要是通过模仿才接近美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如果增长依靠外部动力，就业也会依赖于此，美国的创新如果完全停止，欧洲大陆将陷入长期衰退。
然而，这些欧洲大陆国家的社团主义制度究竟因哪些行动妨碍了创新，或者未能促进创新？我们能想到的内容包括：社团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体会设置各种限制，如产业进入壁垒和创业壁垒（经合组织采用的指标），这些壁垒会阻止或延缓生产率进步。当然，我们最好找到相关证据，表明到底是哪些壁垒和缺陷限制了创新或未能促进自主创新。
我们找到的其中一种机制是，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反映其经济活力的线索，在创新经济中，有潜力但尚未开发的商业创意的存量是一种重要的产业资本，这个存量在近期或中期的预期规模，再加上新出现的创意，是企业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创意的存量越大，企业价值就越高。可以推论的是，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估值也越高。在新兴企业起步之初，这种估值可能是它们的唯一价值，但对其他企业则不尽然。企业价值中还有其他组成部分，包括它们拥有的厂房设备等，即物质资本。因此，企业的市场资本化价值（即所有股票的价值加上债券的价值）与企业的物质资本的购置成本的比例可以设计为一个指标，反映尚未开发的商业创意的预期价值与物质资本存量的相对大小。这个比值被称为“托宾的Q比率”，由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发明，他将该比率视为反映投机狂热或恐惧的指数，以预测某个国家的投资活动的兴衰。从我们的研究目的出发，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年产值作为物质资本存量的大致的替代指标，构造出市场资本化价值比率，将其解释为商业创意的预期收益同经济规模或产业规模的相对重要性。从理论上讲，这是非常自然的反映经济活力的指标。见图7–3，可以看到这样的猜想得到了很好的实证支持。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可以非常好地预测若干年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这个出色的指标甚至能更好地预测一个国家若干年后就业水平的变化，见图7–4。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的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可以让我们非常准确地预见到，哪些国家能赶上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互联网革命浪潮。从直觉上说，较高的创意产生率很可能催生较高的创新率，从而推动生产率的进步，但读者们可能会质疑，高创新率与高就业率之间是否存在可靠的因果关系？如果创新摧毁的工作岗位比其创造的岗位还多呢？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惊人的生产率进步，对走出“大萧条”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超过其正面影响。但是在大多数案例（也是研究最深入的案例）中，我们看到有两种正面机制在起作用：首先，新型消费品的发明或现有消费品的工艺创新（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会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提升生产资本品的企业的价值，也会提高这些企业的边际雇员创造的实际价值，从而产生新的就业岗位；其次，生产率的进步会带动工资提高，员工的财富存量会相对减少（相对于上升后的工资而言），于是他们的工作意愿、换工作意愿、尝试其他职业的意愿都会增强，创新带来的劳动力节约需要足够大才能抵消这些促进就业的效应。
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以上讨论过的某些社团主义要素是否会对上面构建的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产生不利影响。第一个要素是作为社团主义经济的象征的孪生组织：工会和雇主协会，以及它们联合制定工资标准的体制。如图7–5所示，工会和雇主的协调程度提高会导致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下降。另一个要素是极端的劳动保护立法。学术界对劳动保护立法的好处和坏处有广泛研究，但得出的共识很少。不过，相当有说服力地指出，尽管保护对象可能会很感激，但它对市场资本化价值–产出比有负面影响，这会导致实际和预期的创意存量下降。当然还有其他社团主义要素与市场资本化价值存在明显负面关系，但已没有必要再做相关分析，我们可以进行总结了。
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社团主义要素如何阻碍各国的发展，使其未能达到美国那样高的生产率和就业率的水平，本章给出的回答是，某些社团主义要素阻碍了新的商业创意的注入，创意的减少拖累了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裁减了雇员，导致就业水平相对较低。因此，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失败的原因是，它们缺乏支持、刺激和促进创新活动的机制以推动实验、探索和尝试。这些国家缺乏达到先进生产率从而实现高就业率所必需的要素。
还有一个未解的谜题：如果像我们讨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