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生产就越科学，因为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能得到更好的组织。人们还认为，社会主义能提供一套更好的教育制度，向社会的中下层群体提供参与经济事务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如果这些主张成立，那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的国家将展示出越高的生产率——单位劳动产出以及单位劳动和资本的组合产出（即全要素生产率，又名多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国际上开展了对某些社会主义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的教育制度的评估，显示其效果远不及预想，令这些国家吃惊不已。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让生产率数据自己说话。我们采用跨国数据分析了员工平均产出的增长率与国有企业在国民产出中的比重的关系，这可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效果的第一次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它们存在负相关关系。简而言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大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最出色的社团主义经济也永远赶不上先进国家，只是说如果能赶上的话，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但现象背后可能有更多原因。有种可能是，国有企业比重高和增长率低都是第三种影响因素所致，例如不重视保护财产权利或者对私有财产持敌视态度，这可能导致想进行冒险创新的富有的投资者担心遭到剥夺。在这样的国家，有国有企业比完全没有企业要好。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会改变以上结论：如果一个国家由于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对企业私有制持反感态度，经济发展必然会因此受损。
社团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经典社团主义（例如墨索里尼领导的）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造加快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家实力各方面的增长，希望远远超过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不佳表现。这意味着公共部门开展更多项目，私营企业接受更多指导，对企业所有者来说变成了“没有控制权的所有权”。不过，追求增长速度和国家实力的增强还需要服从社会团结（尤其是“社会保障”）方面的考虑，它意味着政府与“社会伙伴”开展合作，更广泛地说，还包括给各个地区和产业提供的补贴。同样是在经典社团主义中，政府可以借助团结和保护的名义随意采取行动，只不过在增长率下降太多和低迷期太久的情况下，还需要采取措施重新推动发展。
在这个制度中，政府原则上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干预，不受任何限制，由此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如果政治家们陷入这种风险，他们的胡作非为也将成为这个运转系统的一部分。宪政民主制度有能力和意愿限制这样的干预，但也存在失败的可能。即使在民主制度下，自私的立法委员也会在某些时候利用自己的选票，自私的部门领导者也会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以便继续保有职位。在这个政治过程中，“增长”虽然还会在口头上被提到，但实际上可能被放到次要位置甚至完全被忽视。由于政治家们关注的主要是赢得政治支持，“社会保障”也就不再是真正的原则。政治家中还有可能出现腐败，给某些地区、企业或工会提供庇护，以换取私下的好处（回扣等）。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意大利，贿赂活动泛滥成灾，意大利人感觉住进了“贿赂之都”。
社团主义的危害不止于此。如果只有关系良好的人能成为政治家的座上宾，这个制度就会保护内部人、排斥外部人。政府官员的座上宾和亲信掌控的企业如果能获得垄断权，甚至不需要争取用稀缺的税收收入支付的政府合同。内部人的收益就是外部人的损失，不管能否得到医疗、食品和取暖的补贴“保护”，他们可能难以创办新企业、进入某个产业或者开创有回报的职业生涯。这些现象是极端社团主义的弊病所在：它剥削了少数人或很多人，剥夺了他们的职业生涯等基本品，这些损失在道义上无法以少数或很多得利者的收获来弥补。
要评判社团主义程度较高的国家是否实现了它们预定的目标，我们首先需要标准和证据来判断哪些国家的社团主义程度高，最好是能找到社团主义程度的测算方法。我们可以首先找到一个聚焦点，很多人认为，政府在经济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可以用政府的规模大小衡量，然而结果不见得完全一致。尽管社团主义程度很高的经济需要大量的官僚机构操作，但膨胀的公共部门事实上并不是反映社团主义程度的良好指标。例如，1960年，美国是西方七国中公务员占比最高的国家，达到15.7%，美国可能最具备推行社团主义的能力，政府雇用了大量的士兵和教师，但很少有人会认为美国的社团主义精神最盛行。实际上，其他国家的官僚机构的能力也的确在迅速增强。到1980年，英国和加拿大的公务员占比超过了美国（16.7%），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接近了美国的水平。显然，公务员的规模并不能很好地显示发达国家在社团主义上的差异。
反映政府影响力的更好的指标之一是政府的全部购买（不仅限于雇人），加上为鼓励某些项目而发放的补贴，以及给特定人群的转移支付。政府购买和补贴是反映经济资源的用途改变的标准指标，在某些情况下，转移支付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