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被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说服，当然，其中某些人是在看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的无能和停滞后才真正确信无疑的。但说服他们的主要不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即社会主义经济的局限性会使其逐渐陷入无效率，而是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主题观念，即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如果走向社会主义将丧失其创造性，这样的经济会被越来越陈旧过时的产品和工艺拖垮。看起来，与枯燥的效率概念相比，人们更在乎现实的经济增长。
事实上，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致命地丧失了经济活力。苏联解体后，东欧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私有化，从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理人的创新才能由此接受现实的检验。这些经理人担心，如果不能成功实现创新，就会被竞争对手替代，或者坐视企业倒闭，于是疯狂地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但他们几乎都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至少在走投无路时，他们都希望成为企业家，但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段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演化过程并不是为了挑选有企业家才能的经理人，所以成功转型的经理人凤毛麟角。
米塞斯对有关创新的议题似乎有所准备。他曾暗示，掌控社会主义企业的人会怀疑创新活动能否给自己加分，并担心失败导致巨额损失，因此与私营企业主相比，这些人尝试创新的意愿显然弱得多。而对私营企业主来说，成功意味着自己直接获益，失败也会因为有限责任制的保护而不至于全部赔光。米塞斯还认识到，对利润的“无休止的追求”具有把不合格的人从各个岗位中淘汰出去并不断试用新人的功能。与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相比，在缺乏盈利动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任用的经理人中，很多并不具备构思和开发新产品的才能。不过，米塞斯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
哈耶克的现代经济概念本来可以推导出有关创新的此类观点。在他的自下而上的草根理论中，现代经济在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过程中要求体制内的个人拥有发挥原创性的自由，并充分发挥其由环境和知识塑造的个性。哈耶克开启了自主创新模型的大门，这是一种来源于本土的、基于个人的各类观念的创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并没有赋予个人为创新项目申请资金支持的权利，人们最多可以向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人提出创新建议，而经理人可以较为自由地向国有银行申请贷款，以便将创意开发成新产品。从哈耶克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终究难以发挥其创新潜力，因为各类型的企业家并不能自由地通过新产品和新工艺争夺市场份额，各类型的投资人不能自由地根据个人判断决定支持何种创意的开发，各种创新项目也不能自由地追逐企业家来推动开发过程。
创新的损失在知识经济中会变得更为突出和严重。有些企业的大多数员工都具有独特的天赋和能力，如建筑设计所、足球队、剧团、石油钻探队、知名餐厅、芭蕾舞团和葡萄种植园，这些机构如果被政府接管，将难以为继。因为就像哈耶克所说，政府并不具备专业知识，不知道该投资哪个领域。此外，政府指派的经理人通常会拒绝行动、新人和创意。那些有创新梦想的人会失去曾出现过的机遇。现代经济中有很多公司职工持股计划，这些企业的大多数员工本身也是股东，但它们很少能像由所有者管理的竞争对手那样成功。社会主义国家在知识经济领域尤其难以焕发创新活力。
那么，为什么米塞斯和哈耶克没有提出这类涉及创新的观点呢？一个原因是，对米塞斯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开始写作的哈耶克来说，他们在思考创新的话题时依然是熊彼特主义者。如果他们警告说选择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会严重缺乏自主创新，那么敏感的读者可以回答，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一样，社会主义经济也能够自由地引进全球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技术成果。现代经济的概念（具有原创性且能够成功开展自主创新）在他们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论文中尚未出现，即使在哈耶克1944年的知名著作中也未提及。
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有人提出，像沙皇俄国那样后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果简单地回到私有制就能焕发经济创新活力，那种结论似乎也很荒诞。如果是美国、德国、匈牙利和法国那样的国家，现有的创新活力会在转向社会主义之后消失——其中某些国家随后的尝试很快证明了这一点。俄国毕竟与它们大不相同。
几十年之后，包括许多左派学者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奥地利学派是那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的胜利者。奥地利学派让经济学家们相信，社会主义经济将导致严重的效率恶化问题。奥地利学派不必宣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效率方面的问题，因为金融危机所引起的混乱和浪费在当时显而易见。他们只需要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效率下滑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不过，奥地利学派打输了另一场论战。他们似乎认为，任何抛弃资本主义、迎接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都将因为效率恶化而很快变得更加糟糕。然而，一个高度复杂而成熟的经济体需要长时间的制度和文化演变，才能达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