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层次。将这样的经济体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会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这是一个命题。但如果说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其先前有多么落后，在走向社会主义之后都会变得更糟，那就是另外一个命题了。如果说任何程度的社会主义，不管其态度多么温和、指向多么明确，都会造成比其他选择更糟的效率结果，则又是一个命题。社会主义运动完全可以继续！事实也的确如此。
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不够发达的、尚未通过现代化跨入先进行列的国家夺取了政权。如果跟俄国人讲，社会主义的效率不如运转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对他们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历史上未曾经历过良好的资本主义经济。如果告诉他们社会主义不像有高度活力的经济那样具有创新性，也不会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同样没有那样的经历。事实上，苏联在20世纪20~60年代取得了惊人的熊彼特式的创新成就，电气化和其他很多先进成果被快速引入。没有人希望再回到过去的沙皇时代。
社会主义还在其他国家的少数产业部门取得了控制权，其中很多的确是不发达国家，但也包括某些较为发达的国家。有一种观点的影响逐步增强，即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国家控制可以在经济中的“制高点”部门有效地发挥作用，包括能源、电信、铁路、港口和所有重工业部门。中国政府领导人于2010年3月在北京的一次讲话证明了这种思潮的意外回归：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决策、有效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
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尤其是在较发达的国家），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转向了对一个或多个产业部门实行国家所有制和控制的可行性，还转向了对私营部门的监管和税收政策。当然，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对这场争论同样适用，哈耶克的观点依旧显示出不容小觑的威力。在过去的10年里，当西方各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用生物燃料取代传统化石燃料（煤炭和石油）、鼓励农民把土地从传统作物种植转向大豆种植以生产大豆燃料时，又出现了典型的哈耶克式的案例。土地的重新配置导致各种谷物价格出现灾难性上涨，数十万人因此死于饥饿，同时也是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遭受进一步破坏的诱因。最严重的是，研究者后来发现生产出来的大豆燃料在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上并不优于传统的化石燃料。“计划”的失败具有极大的讽刺性，因为不论社会主义者还是一般的政府规划者总是坚持说，具有理性思考优势的社会主义比短视的资本主义更看重长期效益。但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随着引进股份制度的进步，解决了业主个人不能永续存在的问题。容易被继承人问题困扰的主要是独资企业和更早的封建领主。
具体来说，走向社会所有制的渐进行动会产生如下问题：为什么政府应该通过国有化兴办私营企业里的行家本来会拒绝的项目？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没有合适价格作为参考的观点在此处并不适用，因为社会所有制和国家控制的经济成分可能规模较小，不足以改变整个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但是从哈耶克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可能走向错误的决策方向，即使方向选择正确，实施结果最后也可能失败。
不过奥地利学派把观点过分概括了，认为他们的理论适用于所有情况，绝对优于其他理论。现实中也有这样的可能，没有多少政府工作经验的商人也不知道只有政府才清楚的很多事情。因此，政府在某些产业掌握的知识可能使国有制和国家控制在总体上优于私有制。于是在对某些具体生产项目是否应进行国有化的议题上，哈耶克提出的私有制的优越性可能被过分夸大。当然，哈耶克正确地看到了对经济极权主义控制（不管是被国家还是个人）的危险。他并不是其他人所理解的那种极端主义者，从未主张国家完全不参与生产活动。在“二战”时期发表的著名小册子《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哈耶克提到了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若干领域，包括支持延长寿命的研究等。哈耶克并非空想家。
社会主义奇怪的一面
在很久之后的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有关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有些奇怪的现象。奥地利学派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的奇怪假设，而社会主义者却并没打算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革命性的结构变革，以便用更好的控制减少经济浪费。西欧国家的人均产出在1820~1920年增长了3倍，因此，即使最热心的社会主义者也能够承受现代经济伴随的偶然危机和失业给产出造成的所有消极影响。
实际上，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是把稳定、平等、尊严和满足这样的目标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他们并不打算摧毁个人，但是在鼓励个人积极加入社会事务时，是通过与国家的协调实现的。这套目标所代表的价值观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存在本质的差异。
这些社会主义目标被狂热的情绪推动。从列宁到卡斯特罗，社会主义的实验都沉迷于执行严格的平等主义、用“完全就业”的名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