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和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体验
对于现代经济给职业生涯乃至生活本身带来的深刻变革，我们还能找到其他证据吗？这方面可以求助于现代经济时代创作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人们总是希望文学作品能刻画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些平时不够关注的方面，对于那些能引起共鸣的作品，我们会反馈说：“对，就是这种感觉。”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所说，有些人在写小说，有些人在创作交响乐，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人们处于兴奋状态，试图理解和表达给生活带来改变的新体制。因此，我们可以查阅一下那些伟大的小说作品，看是否有迹象表明人们的生活如何因现代经济的到来而发生改变。虽然很少有作家会非常细致地反映他们所处时代的工作和职业体验，但他们的记录还是会有启示作用。
社会上总是有一些爱写探险故事的作家，哪怕是现实生活中很少真正进行探险的时代。巴洛克时代的领先国家是商业经济社会，探险活动主要由政府资助，并不能给作家提供变革、挑战和原创性的经验作为素材。在西班牙，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605年的小说《堂·吉诃德》从文学角度看是对某些流行作家试图贩卖给大众的传奇作品的讽刺，从另一个视角看，其主题是描述缺乏挑战和创造性的生活的乏味感。陷在西班牙荒野中的堂·吉诃德没有现代工作与职业的体验，只能和他的仆人桑丘·潘扎一起，自己寻找各种需要骑士精神的挑战和目标。在卧床不起时，堂·吉诃德宣布探险之旅结束，结果桑丘放声痛哭，因为他自己也需要新奇生活的体验。在英国，丹尼尔·笛福的创作更多依靠自己的想象力而非经济学知识。他对创新非常感兴趣，但为了描写创新，他不得不把1719年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的背景放到一个远离航线的孤岛上，使遭遇海难的船员鲁滨孙在那里待了28年。在岛上，鲁滨孙做了很多他在尚未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不可能做的事情，他过着创新式的生活，首先是为了生存，然后是为了展现能力。例如他一开始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造船，然后发现成品由于太重而浮不起来。（笛福在1721年的小说《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里面讲到，女冒险家偷了一匹马，在发现不知道怎么骑以后又还了回去。）笛福本人也被认为是擅长描写错误、困难和挫折的诗人。
现代经济体诞生之初，还很少有作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感受，但有三部著名的小说表明，某些史诗般重大的事件正在发生。最早的一部作品是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于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该书又被称为“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对英国当时的浪漫派诗人和艺术家而言，普罗米修斯的英雄形象代表着追求自由意志、创造力和破坏力。《弗兰肯斯坦》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版本。作者不可能预见到现代经济的到来，更别说对其发出警报，但随着现代经济走向强盛，越来越多的读者被这部小说吸引。他们无疑看到，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的怪物和企业家开创的创新型企业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詹姆斯·威尔（James Whale）于1931年推出的电影中，弗兰肯斯坦博士看到怪物开始活动时惊呼：“它活了！”他完全可以对在英国和美国初生的现代经济发出同样的感叹。公司通常也对顾客和员工友好相待，就像怪物平时也表现得很善良一样。但人们就像害怕怪物一样害怕公司。不过，这部小说是对普罗米修斯精神的控诉吗？其立场是反对现代经济的吗？诗人珀西·雪莱（Percy Shelley）就是因为担心他妻子的小说会被理解为对现代化的警告，才在这部作品的前言中对此类解读进行了反驳。但他其实没必要担忧，因为该书并没有攻击创新，只是痛惜弗兰克斯坦博士和市民们没有能力接纳这个怪物，并表示科学无法复制人类思想的创造力。
浪漫主义文学时代的另一部成为现代经济标志的小说是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在1847年出版的小说《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这个悲剧爱情故事的背景是拘禁凯瑟琳的乡村生活与把希斯克利夫推向大城市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只有到大城市才能实现远大的事业。到19世纪中叶，伦敦的活力激发了年轻人的想象力，当然也会把一些人甩在后面。在经典的电影版中，当希斯克利夫离开山庄时，凯瑟琳用很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她的（或者她感受到的他的）激动心情：“去吧，希斯克利夫，快去，把世界给我带回来！”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对于工作生活的看法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他有力量唤起公众的同情：对贫苦的孤儿，对被常见的血汗工厂压榨的底层工人，例如1837年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和1854年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狄更斯12岁时在伦敦的悲惨经历使他能够深刻洞察非熟练工人的艰辛，他后来对英国社会出现的很多问题也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