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敏感：
即使《艰难时世》也没有关注特罗洛普夫人详细描述的工人们的遭遇……这部小说的讽刺重点并不是工业社会……而是针对压抑个性和想象力的因素。斯蒂芬·布莱克普尔（Stephen Blackpool）的问题并非来自工业化……而主要是由于议会和国教所包含的制度无法解决他在婚姻中遇到的麻烦，其次是由于他拒绝让自己的个性被另一个不人性的制度吞没，即斯拉克布里奇领导的工会。
狄更斯本人对工业化的态度也在改变。到19世纪50年代，他对英国各地出现的新的工作机遇感到高兴，但依然有些怀念传统生活方式，并对那些不幸的人有着难以抑制的同情。在狄更斯那非比寻常的夜间城市漫步中，他对自己看到的活力和多样性感到非常好奇：“一个伟大城市的骚动不安，在入睡之前翻滚。”他在1836年的作品《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中描述了这座城市的缓慢苏醒：店主、律师、办公室职员和各类新人在11点钟进城，“街道上挤满了各色人群，衣着光鲜的和穿戴破旧的、富有的和贫穷的、懒惰的和勤奋的，我们迎来了午间的热闹、忙碌和各种事务”。再次审视伯明翰的工厂后，他写道：“我在你们的工厂和作坊看到……对员工的周到照顾……我看到了这对员工的举止产生的影响，依靠良好的本能实现了完美平衡，一方面是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不是自以为是。”但狄更斯也不像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总结得那么天真——“给每个人都送火鸡”。例如，狄更斯警告工厂的技术工人，擅长使用权术的工会组织者会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或政治目的，结果不见得会对工人们有利。
狄更斯开始把职业当作实现个人成长的手段之一（虽然不是唯一手段），在1850年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狄更斯肯定了大卫从孩童走向成熟的发展，并与大卫的对手、油滑的野心家尤赖亚·希普的职业观进行了对比：
希普的个人中心主义使他不把工作看作自我证明和发挥才干的手段，而大卫的整个人生能够具有非凡意义，是因为他发现工作能给他带来目标和定位。大卫通过作家这样的职业完成的自我实现也反映了狄更斯自己对工作价值的肯定……狄更斯在若干部小说中所反对的压迫场景是对工作美德的扭曲……狄更斯本人是19世纪最鼓舞人心的通过勤奋工作取得成功的典范，他也认同普遍的看法，即工作总的来说是件好事，劳动者会因为他们的个性和内在价值而受到尊重。
在狄更斯的作品中，大卫只是许多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角色之一。狄更斯从普通人身上看到的内涵和勇气令人吃惊，可以说，他是一位丝毫不逊于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活力主义者。
对比一下19世纪中期的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与18世纪的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或许我们可以对19世纪英国生活的变化有所了解。勃朗特于1847年出版的小说《简·爱》可以被视为“一个取得成功发展的女性的故事，她勇敢而独立地采取行动，打造自己的事业，首先是担任家庭教师，然后是有自己事业的独立的学校女教师……到全书结尾时，她已取得了卓越的进步，与人生早期经常面对的贫困和不幸斗争，也几乎没有依靠任何出身和庇护的帮助”。相反，在奥斯汀的作品中，女性的生活集中在家务活动中，她的女英雄更关注婚姻而不是经济上的成就。女性在奥斯汀的时代对金钱没有法定支配权，而金钱是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一种基本手段。在《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达什伍德家的埃莉诺和玛丽安为家庭需要的年度预算而争论。虽然今天的许多人和当时的许多人，如英国的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和美国的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都为19世纪中后期的物质主义泛滥感到痛心，但有证据表明更多的人为金钱游戏着迷其实发生在18世纪。威廉·布莱克、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女权主义作家玛丽·雪莱都是当时的物质主义批评者。而在奥斯汀的时代，即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即使上流社会的土地所有者也对增加土地收入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但在奥斯汀的最后一部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中，赚钱开始呈现智力上的魅力，亨利·克劳福德说：“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是如何赚钱，如何把不错的收入变得更好。”
在现代经济蓬勃发展的其他国家，当然也有文学作品反映新的商业生活。法国的巴尔扎克用整整一部书赞许19世纪出现的咖啡馆现象，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则描写了巴黎发生的变化。在德国，关注个人发展的先锋小说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描写了19世纪20年代出现在莱茵河沿岸的经济现代性，他用眼睛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