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做出对苏友好的表示。1936年10月，蒋介石派蒋廷黻出任驻苏大使。在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上，1937年4月，孙科与鲍格莫洛夫就苏联援华方式进行会谈，会谈结果，苏联答应以战争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且利率优惠。中苏关系的改善，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苏联以武器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是个巨大的支持。
谋取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中国经济落后，南京国民政府难以进行充分有效的战争准备。蒋介石曾坦白得说过，“就是日本人让我们来尽量准备国防，我们人力和财力哪里能赶得上呢？”于是南京国民政府便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矛盾冲突，多方寻求欧美国家的经济援助。
长城抗战失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紧联系。1935年，宋子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谈，试探美国的态度。华北事变后，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光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国对中国币制改革的支持，其结果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
1935年12月，蒋介石派铁道部部长张家墩赴欧洲与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从1936年起，先后与德、英、比、捷、法等国签订了数笔铁路贷款协定。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与欧洲各国签订的铁路贷款高达1．57亿美元，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3)
（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2) (2)
此外还与欧洲各国达成多笔其他各种借款协定。1937年春，孔祥熙访欧，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国银行信用借款100万荷币；从法国银行团分别取得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购置军用飞机贷款1．2亿法郎；与捷克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飞机、工业材料借款一千万镑等多笔借款协定。后因抗战全面爆发，这些和约未能全部兑现。
在外患日甚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谋取的大批外汇造成了英美等国在华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扩张。但也增加了中国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充实了法币的外汇保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日益猖狂，先是在东北扶植清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而后又发动了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日本又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内地。自1935年夏季起，日本侵略者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逆流甚嚣尘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问题。
其实日本对于华北图谋已久。1931年11月，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军部起草了《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1933年春，板垣征四郎制订“华北联治政府”计划和5月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平、津特务机关下达《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塘沽协定》后，日本以武力为后盾，全面加速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11月份的《帝国外交政策》的最后修正案，“支持中国大陆上的分治运动”，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朗化了。
1934年4月18日，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名为《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露骨地宣称“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决定华北问题必须整个解决，要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意图扶持傀儡政权。
最初，日方曾希图扶植一些失意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标对准了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企图利用历史上反蒋的影响，假其手而达成自治，他们首先看中的是阎锡山和韩复榘。蒋介石为了拉拢华北实力派，尤其是为了稳住阎锡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中途特意绕道先赴开封，后至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慰问和安抚。蒋的行动立时见效，阎锡山决定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表示“服从中央”。蒋闻之甚是满意，通报华北将领，以为勉励。
1935年上半年，在日中“亲善”、“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离华北的行动，先后发动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国民政府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签订了《秦土协定》；7月，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订立《何梅协定》，丧失了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就在蒋介石忙着安抚华北将领时，10月，日本又指使汉奸在河北省香河县暴动并占领县城，香河事件发生并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越闹越凶，先是大肆策动香河自治，后日本发现香河事态扩大，自己获益不大，遂作罢。
喧嚣一时的“华北联省自治”计划最后不了了之，日本遂改弦更张，调整计划，寻求新的目标，他们挑中了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
1935年10月，日本驻天津领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缔妨碍“自治”的机构，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压力的同时，又许以“华北自治政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