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国民军训。1936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一改过去的募兵制，下令实行征募并行的兵役法。同年11月，成立了兵役科，具体负责征兵事宜，当年便征集新兵5万人。南京国民政府也比较重视进行国民军训，提高国民的军事素质。1933年8月，蒋介石致电军委会主任朱培德、唐生智，要求高中及中学、大学生毕业时，应先习军事教育3个月，才可发给毕业文凭，中央设立国民军事训练处，将全国优秀人才轮流军训。截止抗战爆发，全国参加完军训的高中学生22．4万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万人。《1936年壮丁训练实施纲领》颁布后，当年便训练完毕壮丁50余万人，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国民军训的推行，为战争爆发后兵源的及时补充做了一定的准备。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准备很不完善、很不充分，有些防御工事质量也比较差，但它毕竟进行了抗战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军队抵御日军进攻的能力，保证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和沿海沿江工业的内迁，最终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
蒋介石为迎接抗战而进行的经济方面的准备，包括了发展重工业、整修交通、发展农业等方面的内容。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规定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重点，并决定成立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统筹全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又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28条。由于南京国民政府较明确地把国民经济建设同抗日救亡联系起来，使国民经济建设迅速地见了成效。
1937年3月，蒋介石在贵阳发表谈话称，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机，必须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制定重工业发展计划。重工业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南京国民政府尤为重视。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为资源委员会，作为领导重工业建设的主要机构。1935年，该会拟就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预算约需经费2712万元。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拨款一千万元，1937年，又拨款两千万元，作为筹建重工业的经费。1936年度，筹建的企业主要有10家，1937年度，又陆续增设了11家企业或筹备机构。从战备出发，这些企业大部分设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陕西等内地省份，远离沿海。这些企业大部分在抗战前已动工兴建，有些企业取得了较好成效，后来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资金短缺，整个建设计划受到阻碍，有些厂矿企业被迫停产。
总的来讲，抗战前夕，中国工业的发展是缓慢的。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认真地付诸实施的大规模建设计划，它的制定和部分实施，为初期抗战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整修交通。便利的交通在战争中具有关键性作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曾明确指出：交通运输的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要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国民党五全大会还通过了《请举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该案指出要加强江海河道以及铁路建设。五全大会之后，加快了铁路建设的步伐，且进展顺利，取得的成绩也较显著。到1937年7月，已建成铁路1．3万公里，其中从1936年到1937年7月的一年半中，筑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为旧中国历史之最。
公路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公路总长度已由1927年一千公里增加到10．95万公里，计有干线21条，支线15条，初步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络。交通建设步伐的加快，对于抗战初期中国在较短时间内集结众多兵力和军用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总之，抗战爆发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加大经济建设的力度，取得的成效也较显著。据统计，仅1936年一年的建设成果就超过了1931年至1935年间的建设成果，而1931年至1935年的建设成果又相当于民国以来20年的总和，这些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
3．寻求外交支持和处理华北事变
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日益明朗化，南京国民政府也积极致力于寻求外交支持。
改善中苏关系。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改善自中东路事件后断绝的中苏关系，以寻求苏联对中国抗日活动的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32年12月12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复交照会，一度断绝的中苏关系开始恢复。中苏复交后，双方就建立中苏同盟问题进行了多次协商。1934年3月，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10月，蒋介石又派蒋廷黻访苏，蒋向苏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反对苏联。
1935年5月，蒋介石又指示颜惠庆向苏方表示，一旦苏日战争爆发，中国军队支持苏联。10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