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据《国民政府公报》统计，从1932年9月到1937年2月的5个年度里，中央惩戒委员会共发布惩戒决议书446件，处分各种违法犯罪官吏690人，其中13人被移送法院审判，对于打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起了一定作用。
3．强化意识形态管理和特务统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一党专政为其统治特征的国民党，不仅把持着中国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命脉，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一手遮天。蒋介石及其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是极具特色的，其控制手法不仅承继了古代文化专制的手法，而且渗进了近代法西斯主义文化禁锢的强暴，具有浓重的“党化”色彩，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控制上最突出的特色，也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不可或缺的一环。蒋介石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思想管制。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是衡量一切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为中国惟一的思想，不应该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拥护国民党”，国民党在其认为必要时，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为了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的目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定都南京后不久就开展了“民众训练”运动。1928年7月通过的《民众训练大纲》中，第一项即为思想的训练，强调对普通民众必须灌输三民主义，使之认识并信仰本党是国民革命进程的惟一参谋部和领导者。
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对苏区开展了“特种教育”运动。为儿童开设特种小学，以达到“改造其心理”的目的，对于成人也实施特种教育，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对于中共的革命思想，蒋介石视如洪水猛兽，力求消弭这些思想的影响，以稳固自身的政治基础。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借口抗战救国，公开宣称只有“举国一致信仰三民主义”，方可外御国侮。为了镇压那些思想自由的始作俑者，1936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维护治安紧急办法》，规定：遇有以文字、图画、演讲或其他办法“进行扰乱秩序、鼓煽暴动”的宣传者，可以武力弹压。而与此同时，蒋介石的言词、著作、讲演集却充斥城乡。为了防止民众思想“混乱”，193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统一。所有民众读物，以三民主义为根本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言论出现。
二是加强文化围剿。在文化领域，蒋介石同样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政治的介入，使得文化界的活动均被打上了青天白日的烙印。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为了完善对文化的掌握和统制，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制定_r一系列有关法律，对各种群众团体的成立、组织、活动施以苛刻的限制。1928年3月初，国民政府公布了《暂行反革命治罪法》，规定：“凡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团体或集会者，均属违法。”1930年1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文化团体组织原则》，硬性规定：“文化团体不得于三民主义及法律规定之范围以外为政治运动。”1931年1月出台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首次公布的《出版法》中，就明文规定出版物不得损害国民党的利益，有关政治的传单或标语的印刷需得到审批机关的认可。
三是教育的党化。南京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作为整个教育的指导方针，因此，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被涂上了很浓重的“党化”色彩。控制教育，首先就要树立一个官方的教育宗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明确规定其教育宗旨为“三民主义之国民教育”。同年，“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又被写上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政府在教育界的头等大事，就是严格控制教师、学生的思想倾向。因此，实行“党义”教育、灌输三民主义的思想、催化反共意识，就成了国民政府贯彻国民党教育宗旨的第一步。为此，全国各级学校普遍设立了“党义”课程，由指定的党义老师讲授，党义课程成了衡量学生政治上过关与否的重要标志。
在实施“训政”期间，蒋介石还吸取运用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及德、意等国法西斯的经验和措施，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加强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军队的控制，严密防范、镇压共产党的活动，强化对民众的统治。蒋介石在大陆组建特务统治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7年4月到1932年3月，这是特务组织的组建时期。1928年初，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把“浙江革命同志会”改组为“中央俱乐部”，从而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CC系特务系统，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在各省、市、县设置“肃反专员”，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和打击异己的特务活动。为了使特务政治法制化，1930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