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的态度了如指掌，故能牢固掌握，尽为其用，尤其是助长了蒋对共产党的排挤和打击气焰。
鲍与蒋订立的“君子协定”，究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弃汪联蒋”，这对于国民革命的现在和未来走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确认了“以蒋代汪”的格局，推波助澜地将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历史，推向了以蒋介石为轴心的时代。
与鲍罗廷一同联袂归来的胡汉民，此时收回了他在莫斯科公开的拥护苏联、拥护第三国际的调子，以亲见亲闻的“资格”，游说拒俄、排共，以求东山再起。他实在是打错了算盘，蒋介石意在一人独断，不可能搞蒋胡合作，再者胡的拒俄游说，特别是他对蒋提出的“扣留鲍罗廷”的主意，更提得不是时候，如果真是那样做的话，蒋介石自断活路，因此胡之此行注定是一无所成的。不出所料，1926年5月9日，在广州政坛败出的汪精卫、胡汉民，同时离粤。
“君子协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抑制中共。由于蒋介石对鲍罗廷的底牌掌握得一清二楚，因此，从一开始，蒋就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这便成为蒋公然向中共发动一次党务限制和清除运动。5月12日，蒋介石即与鲍罗廷商谈“党务整理办法”。虽然鲍也表示过不同意见，但态度极为缓和，凡蒋介石所提主张，鲍在支支吾吾中全部接受了。14日，蒋对鲍说：“对共产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许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余心实不愿提出亡党条件，但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违教分裂也。”表面上声称遵从孙中山遗教，而实行上认为孙中山的“容共”将导致国民党之“亡党”。对此，鲍罗廷“默然”无语，不作表态。种种情况助长了蒋反共之野心，整理党务案即是在此微妙关系中出台和实施的。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第18次党务会议上，蒋介石认为中山舰事件后内外谣言四起，众说纷纭，整个国内风言风语，一片混乱，为统一口径，蒋介石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至5月中旬，预定会期已到。而此时，蒋已完全控制住了苏联顾问，也解决了汪、胡的问题，能够从容操纵会议，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党”的意志。
会议之前，蒋于13、14日分别与张静江、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等谈话，谈整理“党事”及国共“妥协”条件，对共产党的活动提出了严厉限制的条例。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共40多人，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为主席团成员，蒋介石为主席。蒋介石宣布开会理由，矛头直指共产党，指责“自从先总理逝世之后，本党内部，日益纠纷，一般跨党党员，时有轨外行动”，“反客为主”等。随后，由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9人，提出《整理党事案》，核心内容为四项原则：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纠正党内跨党党员之轨外行动及言论；保障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
在《整理党事案》之外，蒋介石又单独提出国共“协定事项”8条：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之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中央党部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的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最高党部之命令，不得别有组织及行动；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于国民党内的共产分子，所发一切训令及策略，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国民党党员未受准许脱党以前，不得人其他党籍，如既脱党籍而人共产党，以后不得再入国民党；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以上四项原则和蒋的八条提案，是在改善和调整两党关系的表面文字之下，运用国民党的组织机制，通过中央的名义，公开地和全面地限制、排斥共产党，是两党仍有合作关系的前提下，公然对共产党的污蔑、歧视和压迫，最后迫使共产党退让。上述两个提案在文字上略作修订，并分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及《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于5月17日获得通过。
5月18日，蒋介石等又在会上提出《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中央常委是国民党二大新设机构，由9人组成，而没有中央常委会主席之设置。当时大会秘书长吴玉章解释，这样做是为了使“此后凡百事务，当必以多数人负责之故，而进行敏捷”。蒋介石这个提案，含有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体制的意义，其用意是进一步从组织上排斥汪精卫。国民党人称整理党务四个决议案中，以这个议案为最关键和最重要，关系到本党组织历史重心的重建。这个提案被正名为《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获得通过，并“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蒋介石为了使张当选，竟在其提案中规定可由“监委”委员任“执委”主席，这也是因人设置的一个典型事例。20日，蒋介石又在会上重新登记党员的提案，即《整理党务第四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