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要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树立起思想和组织上的绝对权威。大肆宣传“诚”的哲学，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诚”于三民主义。要求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全体成员都要服从他的主张，如同他以孙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以孙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那样。同时，他把第一军中所有掌权的官长一律换上自己的亲信。2月2日，他对黄埔军校中两个学生团体的对立状态表示无法容忍的态度，要求双方都要绝对服从他的领导。他下令：“有未经许可秘密加入各种团体者，即以植党营私论，在所必惩。”
2月8日，他以与俄军事代表团团长季山嘉有意见分歧为由，提出辞职要挟，意在驱季，未果，又向汪精卫进言，称季专横，如不免除，不仅对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如不准蒋辞职，就应令季回俄。3月8日，蒋又访汪，进一步提出“革命实权不可落人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须有一定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可汪毫不理会。蒋见此招不灵，只得另寻机会和目标了。
国民党二大闭幕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离开广州，共产党的两广区委书记赴沪，总书记陈独秀生病休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影响暂时削弱，因此，广东各种反动因素开始强化，三一八惨案期间北方革命形势低落，广东政局立即发生新的变化，蒋脱离革命轨道的倾向日益明显。孙文主义学会经伍朝枢等介绍，与西山会议派相结合，他们利用蒋的多疑性格，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多次散布谣言，为蒋的反共提供口实。
在3月20日前，他们扬言广州不久将有大变发生。3月17日，孙文主义学会又谣传“共产党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接着又假借名义调动中山舰为突破口，大肆鼓吹“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蒋借题发挥，趁机宣布戒严，派兵逮捕和监视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此乃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蒋在事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假惺惺地向人们做解放，一方面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分子混淆视听，使中山舰事件的起因蒙上一层层面纱，成为一桩“悬案”。
但我们只要把它纳入事变主要当事人双重政治态度演变的因果链条中，就会清晰地看到：蒋在革命方面的表现，获得国民党政治和军事上的巨额回报，为蒋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他存在的反革命政治态度亦在变化发展，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生质变，注定他要扫除阻碍自己目的实现的各种势力。上述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无前者就无资本和条件去实现“抱负”，无后者就不会加速实现其“抱负”，这使得他在反共反苏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3．党务整理过程
1926年2月，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由向广州国民政府请假，去中国北方。同月15日，鲍罗廷在北京向布勃诺夫等汇报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情况。
4月8日，在共产国际一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东政府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文章，谓蒋介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动一次政变”，“广州人民政府看来从没有今天这样受到拥护”，为蒋开脱责任，这是苏联顾问对华工作方针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鲍罗廷探得要领后，也一改原来回国计划，4月29日，回到广州。事实上，鲍此次回来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重新恢复苏联与蒋介石的关系，特别是在经历中山舰事件后，如何不让苏联在中国革命的投入不付之东流和前功尽弃。
蒋介石对鲍的到来，颇为不安，担心在汪精卫问题上产生“纠葛”。4月30日，蒋介石开始与鲍罗廷“商议党争，交换意见”，发现鲍尚有猜忌。在最初的试探之后，蒋介石审时度势，认为不能退让，必须强硬对待。他提出，要求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职务。鲍罗廷由于感到一场右派政变迫在眉睫，决心以向蒋介石让步为代价，换取他对右派的镇压。鲍罗廷认为，蒋介石有很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人中，没有人能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打破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
鲍罗廷与蒋介石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制定整理党务办法。当鲍罗廷与蒋商量这个办法时，对他的态度极为缓和。鲍、蒋会谈的结果很快明朗：其一，鲍对于蒋在三四月间的所作所为，包括对他的限制、排斥共产党员，以及蒋制造出来的“以蒋代汪”的局面，采取承认的态度；其二，鲍将此时运抵广州的援华军事物资，悉数交给蒋介石，这些物资包括两万多支来复枪、数门野炮、数架飞机等；其三，蒋允予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同意鲍提出的关于打击右派的意见。这就是鲍、蒋之间的几点“君子协定”。
5月4日，蒋如约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6日下午，援华军事物资由兵舰运到。这样一来，蒋的所作所为，一下子全成了为苏联所支持、所认可的行为，怨蒋批蒋之口遂被封住，汪精卫的出路也完全堵死，同时为以后的“反共清党”的变本加厉讨了个合法借口。不仅如此，至此，蒋对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