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十三年说：“夫礼，所以整民”，《荀子大略》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鹖冠子天则》说：“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礼记昏义》说：“教顺成俗”，《曲礼上》说：“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管子法禁》说：“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这些经验谈，反映了随着当时平民社会地位的上升和“民本”思想的明确，整合民俗已紧要地摆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之上，其成功与否成为考其政治得失和社会风气正邪的重要方面。
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礼与俗，界限已难严格分开，“教民成礼”，可理解为“化民成俗”，无不是指习俗的时代移易及应变。
礼的俗化和俗与礼交合，乃构成春秋战国习俗史上最生动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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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坐在床上，慢慢的在脑海中回想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
那么再来看看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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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
《尉缭子兵谈》云：“量土地肥饶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
当春秋之时，城邑之小者至于十家，大者亦不过千室，普通的仅百室而已。
列国之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卿大夫“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至战国时，“千丈之城，万家之邑”、“万家之县”、“万户之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普遍出现。银雀山竹简《守法》云：“大县二万家，中县、小县以民户之数制之”。《市法》云：“为市之广狭小大之度，令必称邑”。
应该说，当时人们对于城的概念，已不再停留在早先的“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城内经济职能的明显加强，商业市场的设置在城的规划经营中成为必须重视的方面，所占城区总面积的相应比例，每每受到官方强调，城的性质终于由单纯政治军事城堡转位到兼具经济实力的“城市”体制上来。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力量的增加和工商业活动的繁华，带动了城市人口构成比重的调整，平民阶层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国语齐语》云：“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士工商贾这批最活跃的社会人群，几乎都会聚于城市。
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以其活力而成为观当地民风的投影窗口。
当时城市居民成分相当复杂。中原文化圈的赵国都城邯郸，“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东南地区大都会的吴，楚春申君居此，曾广泛“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
齐鲁文化圈的薛城，齐孟尝君居此，“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以致“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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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此****的时代，怎么能够少而得了游侠豪客呢？
临淄齐都，也是内“具五民”，即游子乐其俗不复归的五方来民，“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宋国，也都有“邻民之所处！”
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
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弛阬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
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
在这个时代，纨绔这个词语，就是这些个人创造的！
杂民麇集于城中，“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游子驰逐，藏龙卧虎，积垢纳污，隆技击，事玩巧，任侠使气，喜怒哀乐，构成一代城市民风之大观。
“具五民”的齐都临淄城内，据说居民一度达七万户，若约计下户三男子，即有二十一万男性居民。
《战国策齐策》称“临淄甚富而实，其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蹴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荀子议兵》有云：“齐人隆技击”。
所以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两个人，因为相互看不顺眼，就对砍起来，不用太惊讶，这都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
你为什么看我？看你咋的！这两句话引起的厮杀，也不是一件两件！习惯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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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再来看一下商业：
流俗芸芸的城市生活繁华景观，不止为临淄一城。
《新论》称楚国郢都，也是“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人流熙攘，车乘磕碰，早上穿新衣逛闹市，到傍晚差不多就挤破了，可见热闹程度毫不亚于临淄。
民风异同，有其概观。
言楚国宛城，“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
秦国雍城、栎邑。“多大贾，其民盖玩巧而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