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岁的榆勒，经过岁月的磨蚀，如今已经完全是一副常人的心态了，他年轻时父亲早丧，师从一位医道高超的老师学习，这位老师是从西汉都城长安深造回来的。老师去世后，他就将药葫芦取来挂在自家门口。他的医馆童叟不拒，药费由患者随便给付，贫穷人家一律免费，病好了到她家帮佣。所以他家的几十亩地都是乡邻抢着去收种。在他行医这二十多年，王府多次招他做管理医药的官吏，他都拒绝了，说自己行医也能挣一身富裕，即使叔叔成在疏勒为王那几年，他也不为官位所动。这位叔叔与他年龄相仿，从小一起长大的，见他无意做官也没勉强。龟兹人杀害叔叔全家后，也杀了他的弟弟妹妹，因为许多被他所救的民众都争相替他求情，龟兹人就饶了他，冀望他能为龟兹人和匈奴顾问团治病。他心里对这些仇人恨得要死，但真正到他那儿去看病的，他也一视同仁，把他们当成普通的病人，龟兹人也就没有再跟他过不去。这次辅国侯等捧着汉使的官符请他出山，他却是一改前态，痛快的答应了，说他只是不愿意当匈奴人的官。这是因为他深受老师的影响，向往中原的先进文化，他认为疏勒偏处在汉匈大争的夹缝，只有靠在大汉这颗大树上，才有可能避免匈奴落后文化的奴役，渐渐富强起来，所以他愿意做汉朝的官，同时经过先王成被杀这两年的思考，他也觉得一个好国王，比一个名医能救更多的人。他所担心的是自己没有当过官，怎么样才能当好王。为这事，他同班超一直聊到深夜。他是粗通汉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准确，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用译长和白狐开口。
班超对榆勒的总体印象不错，老成持重，为人温和。至于治国理政，他自己没有做过县、郡之长、侯国之王，更遑论人主，但世间的事情往往是旁观者清，以自己没有从军经历、直接做将军的实践来看，也不会太难。中原现在尊的是孔孟之道，两位圣人对于君王的一些要求，倒也是朝野上下的共同认识。要想长治久安，天下太平，为王者自身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为民众树立榜样，让民众仿效之，这里重要的是“躬行”，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道，“内省”，“自讼”，“克己”，“反求诸己”和“养浩然之气”的修养方法。统治者靠天下老百姓供养，就必须想着为天下老百姓办事，绝对不能懈怠政事，“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敬事而信”，不能尸位素餐，更不能胡作非为，所谓“天下之大莫非王土”，说的是天下的人财物都是国家的，帝王只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并不是说天下的财富都是帝王个人或者家族的，这个一定要理清。孔孟强调统治者应该行“仁政”，选贤任能，富民利民，教化百姓，最终实现“大同”的政治理想。仁者爱人，贤者忠事。孔孟乃至庄老最理想的治国理念，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无为而治”；国家只要制定好法律规章，建立起管理框架，哪些是提倡的，哪些是鼓励的，哪些是限制的，哪些是禁止的，并通过贤士能吏宣导、贯彻、执行、监督，具体的农商工事，让老百姓自己做决定，车行车道，人走人道，有钱人投资，无钱人帮佣，钱多者干大事，钱少者干小事，人人有事可忙，有钱可赚，衣食无忧，天下自然太平，国王才能“无为而治”。华夏文明的历史上有很多明君圣公，如严肃恭谨、克己奉公的尧帝，宽厚待人、以身作则的舜帝，选贤任能、爱民如子的周文王，寓兵于农、兴工扶商的齐桓公，开疆拓土、由弱变强的燕昭王，依法治国、广采博纳的秦昭襄王，创建西汉文景盛世西汉的文帝和景帝，以及如今明帝的克勤克俭，都是为古往今来的民众称道的。他可以写信给兄长班固，让他捎一些书简过来，给榆勒慢慢研究，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可是眼下的榆勒，倒像是一个急于求知、不耻下问的学生，他请求班超以后每天给他讲一个明君贤帝的故事，帮他引进汉朝先进的管理制度，在一些他吃不准的事情上帮他拿主意，否则他这个国王可是当不好。班超答应他帮他，突然想榆勒这个人这么喜欢汉文化，挺忠诚的，不如取个汉语的王号吧，就叫“忠”，忠于王事，忠于民众。榆勒很乐意有这么个王号，“忠”这个名字从次日起就载入华夏文明的历史了。
次日的登位大典搞得很热闹。居民门自发组织起来，提桶掂壶从赤水河取水，将盘橐城门前的广场泼了一遍，将柳梢榆叶的沙土冲洗下来，就像给旧城洗了脸，连空气也显得清新了许多。疏勒王忠由大汉军司马班超陪同，在一帮官吏的跪拜拥戴下，宣布就位。他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废除龟兹人的高税率，实行十抽一的税制。忠的两个妻子盛装打扮，接受了王妃的封号，眼角满是喜泪；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也向忠跪拜，成为疏勒的王子和公主。疏勒城里能走动的人几乎都动起来了，纷纷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奔走相告。为了壮势，班超让都尉黎弇从城北大营调来军队，同时也可作为应急力量。王府原来的吹鼓班子因为经费紧张已经解散了，田虑就找吉迪弄了一大帮人，吹拉弹唱，歌舞助兴。班超看吉迪这小伙子挺机灵，就让祭参给他一笔钱，让他添置些家伙，弄点服装，平时该干啥干啥，遇有官家的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