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的落地式大钟，已经变得很矮小了，只有铁链下挂着的铅锤仍然那么均匀地摆动着，不紧不慢地发出铿锵悦耳的金属声。老太太也不象昔日般高大威猛了，腮帮子上挂着松弛的皮肉，眼角上满是密密的绉纹，白白的脸上一片慈祥。她拉着我的手，眯缝着眼睛瞅着我说：“你是老林家的大小子吧，长得这么高了？”这时，我已能听懂她的北方话了，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她“呵呵”地笑了，便数落起来：“叫你偷我的葡萄、叫你打我的花盆、叫你抓我的小猫……”每数落一次都在我手心上使劲地拍一下，仿佛这么多年了，终于抓住了我似的，打得我的手心生生地疼。我知道她是把儿时小伙伴们所做下的坏事，都记在我的头上了，傻傻地笑着，不知道说什么好。
闻梅的爸爸正在另一间房子里跟一个脖子上挂着一架照相机的年轻人谈话，老太太把我们领到一间小房间里。这是闻梅的个人房间，一张小床，一个小书橱，床前有一张写字台，上面同样有一个绿颜色玻璃罩的小台灯。我们刚坐下，那个年轻人走过来，笑着跟我们握手，说：“热烈欢迎勇敢的红卫兵同学们。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会儿，我跟闻书记谈完话就过来，这是刚刚冲出来的照片，你们先看着。”说着，把一架小巧的海鸥牌照相机和一迭照片扔在了桌子上。
我们一看，全是我们昨天在嘉陵江救人时的照片，有近景的，也有中景的和远景的。远景照片上，只看得见浩浩荡荡的一江洪水上飘浮着的几个小小的黑点；中景是我们围着那个周文龙说话时的情景，依稀能够辨认出我们各人的样子和呈现在脸上的焦急、迫切、沉重等心情；近景是我们踩着栏杆奋身一跃时的情景，那往前一扑时倾斜的身姿，张开的双臂，以及太阳照在皮肤上反射出的明亮光斑，都特别漂亮。背景的天高水阔和前景人物大鹏展翅般的矫健，都在我心中唤出了一种舒展而畅达的感觉。
我们争先恐后地翻看这些照片，很是兴奋，猜到今天来这里，与昨天的事情有关。
过了一会儿，闻梅她爸和那个年轻人才向我们这边走来，一边走还一边对那个年轻人说：“要通过这件事的宣传，把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回答一些同志心中的怀疑和忧虑……”她爸仍然还是原来的样子，清瘦的脸庞，单薄的身躯，那只假眼看人时，仍然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他已经不认得我了，微笑着跟我们一一握手后，发现少了一位，就问：“还有一位同学呢？”
柳月回答说：“生病了。”
他立即关切地问：“什么病，严重吗？”仍然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柳月迟疑了一下说：“没什么，三两天就会好了。”
他没有再问。我们几人都看着他。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屋里的气氛便有了些许凝重，然后，他说：“首先，我要向你们——我们勇敢的红卫兵同学们致敬，你们舍己救人的壮举，继承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不怕牺牲，英勇无畏的光荣传统，表现了和平时期我们红卫兵小将的英雄气概，值得很好地学习。今天，我和《陵江日报》的文峰记者请你们来，就是要通过他的采访，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意义，广泛宣传，发扬光大，作为我们推动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新的精神动力……”
随着讲话的进行，他渐渐地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表情变得严肃而专注，一只眼睛在我们脸上缓缓扫过，语调缓慢沉郁，一字一句都重重地砸了在我们心上。他的形象慢慢地与我在书本里、电影中看到的解放军首长指挥千军万马的形象迭合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崇高而神圣的感觉从心底油然升起。
我想，柳月和葛利江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眼睛里和我一样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他讲完后，姓文的记者打开了始终拿在手里的一个软皮本，开始对我们进行采访。他很年轻，大概也就二十多岁的样子，梳一个三七开的偏分头，瘦长的脸上两片薄薄的嘴唇，细溜溜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说话的语速很快，让人仅仅从他的话里就能感受到他的激情澎湃。他问了一些一般的问题后说：“你们讲一讲当时的思想动机吧”，然后把头转向葛利江问：“葛同学，你当时是第一个跳下去的，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第一次面对记者的采访，葛利江有点紧张，结结巴巴地说：“我当时只是想到，他也是红卫兵，我也是红卫兵，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他遇到危险，我们当然应该去帮助他，其它的也没有想得太多，事后想起来，我当时有些冲动了……。”
闻梅讲：“在葛利江跳下去前，我本来是想拦住他的，因为我当时已经看出来，我们如果贸然去救，不但可能救不了他，还要将我们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中，没想到他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我是红卫兵勤务员，危险面前我本应冲在前面，葛利江跳下去后，我就没有退路了，所以就跟着跳下去了……。”
柳月却说：“学习雷锋好榜样，舍己救人，助人为乐，本来就是红卫兵应该做的事，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嘛，这有什么好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