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了一口气，心想就用不着自己跟她摆啰，自己正愁不晓得咋个开口，连忙换了一个话题：
“李老师，我家几个娃儿回家都说学校里早就乱啰，不好好上课了，停课闹啥子文化革命啰，有的老师还受到批判。你没有啥子麻烦吧？”
“哦，你放心。我没啥麻烦，我已经不在学校教书。”
“那就好，那就好。远离那些是非地，那……那你……在哪里上班啰？”老黄牛原本想问李玉芳成家了没有，话出口时却变了话题。
“我现在在一个加工厂上班。一切都还好。”李玉芳看出老黄牛的尴尬，还是那种厚道本色，尽量把话说得简单明了。
“那就好，那就好。李老师，我有事先走啰。我看你都买好东西，我也得去买些过端阳的东西。你有空到我们小院来坐坐。我没搬家，还在王叔那个小院。”
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老黄牛内心曾有的那点内疚早就散去。他本想问对方为啥子没有教书，为啥子又到加工厂上班，看见换了一个人似的李玉芳，猜想也是不易。怕问出一点不好的事来，没敢开口。他想赶快摆脱这种尴尬，借口有事要先走。
“好，你先忙去。”
看着老黄牛远去的背影，李玉芳想那个曾经温馨的小院，那个开满黄桷兰的小院，她是不会再去了，往事已逝，就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吧。李玉芳不想把自己不幸经历告诉老黄牛，让本来就不幸的老黄牛更窝心。
李玉芳没有将自己的麻烦事告诉老黄牛。
那年底，正当她在为自己和老黄牛的事困惑时，她被划成了右派。她不愿意自己政治上的麻烦连累老黄牛，通过父亲让王方贵转告老黄牛，结束两个人的恋爱关系。
对自己被划成右派，她百思不得其解，反右运动中，自己啥也没有做过，啥也没有说过。接下来的事，就是被开除了公职，被劳动教养，她觉得自己很冤。5年后，她被放出来。父亲托人跟她找了一个临时性的工作，就是她刚才告诉老黄牛的那个加工厂。
加工厂是由街道上的一些没有工作的妇女们办起来的。工作就是把用过的废旧水泥纸袋子重新加工成新的水泥袋子。工作环境很差，先得把旧袋子里残留的水泥抖干净，抖干净后再清扫。清扫完毕后，再把破旧的袋子翻新，一个一个地重新糊好，用缝纫机扎边，最后是喷刷上字样。简易的工棚里，终日都弥漫着刺鼻的水泥粉尘，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每个人都戴着一个大口罩，一天干下来，眼睛全是红的。干活路的人基本上是街道的大娘们，她是最年轻的。
李玉芳的父亲原来担心她受不了这个脏、累、苦，说实在不行就先别干，等有合适的工作再说。她说：
爸，你放心，这比在劳改农场好多了。”
她没有与父亲多说，父亲担忧的是劳动的脏和累。而她想的是人身的自由和心灵上的一分安宁，上班就来，下班就走。
一晃，她就干了六七年。
在劳改农场，李玉芳多次追问过自己，假如自己不被打成右派，自己还会与老黄牛结婚吗？
答案是否定的。
当初热情洋溢的她喜欢上老黄牛这个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最可爱的人”。这些年的经历让她体会到当年父母说的话没错，两口子文化上的差异不是短期内能消失的，甚至一辈子也做不到。老黄牛希望的是安稳的家庭生活，当初走上抗美援朝的战场就是听政府的话，要保卫这种生活，自己希望的是事业有成，像《乡村女教师》中那位女主角。生活按自己的逻辑往前走了，既没有眷顾自己的追求，也没有成全老黄牛的愿望。
十多年后，回头审视反右运动，李玉芳有更多的感触。她不敢认为运动本身是错的，也许确实是有人想要分割**的权力，诸如那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在劳改农场，她还接触到许多年纪大的“右派”，那些人对反右运动是完全持否定立场的，只要管理人员不在，就公开说这是**卸磨杀驴，天下打下来了，坐江山了就容不得不同意见者。她认为**搞运动是没错的，既然有人要反对**，**当然要搞运动。只是这种运动搞错了很多人，比如更多像她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反对**，反而成了陪葬品。
这次偶遇老黄牛，李玉芳就更不再多说，“文革”运动涉及面更广，自己的父亲，一个埋头搞技术的人已经受到冲击。自己能否幸免尚且很难说，有的单位已经把过去一些有“问题”的人作为老牛鬼神蛇揪出来。4月间****九大会议召开，******在会上说，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看这架势，“文革”一点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所以她只劝老黄牛好好过日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