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是文化大革命最为复杂、****的一年。也是倔伢子最积极最忙碌，舆论造得最多的一年。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声势很大，其实，在东港镇，真正能事事参与，自始至终不下阵的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指“工联派”），起决定作用的几乎只有少数几个人。倔伢子不仅是东港地区文革期间写文章最多的农民，而且是文革中自始至终坚持的唯一的农民代表。为什么说这场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大运动真正敢全身心投入的只是少数人呢？倔伢子是这样理解的：一，解放后，在中国已经历了减租退押斗地主、土改、复查、合作化、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教等诸多运动。尤其是反右派斗争，给人们的教训最大。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只要上了一点点年纪的人（30岁以上），就会对参加运动慎之又慎。其二，“21种人”占了人口的很大比重（倔伢子所在队“21种人”占总人口的44%），所谓的“21种人”，倔伢子现在算不全，只知道这样的范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主义分子、托派分子、反动会道门分子、反动军队连长以上、反动政府保长以上、三清团分队长以上、叛变分子、被人民政府关、管、杀的蜕化变质分子、新资产阶级分子等等。其三，这场运动是少数人发动的，很少有人知道真相，连省、中央的高层人员都不理解，下边的群众更是纯属盲从，跟着瞎起哄。所以，游游行，喊喊口号，开开会的大都能凑合参加，真正动手面对面顶着干的人少之又少。
那么，倔伢子又凭什么能在文革中敢打敢拼毫无顾忌呢？一是认为这场运动是由**发动和领导的，大方向不会错；二是自己年轻无劣迹，只要不去干伤天害理的坏事，不谋私，就不怕别人抓把柄；三是在队里“修地球”会永无出头之日，而参加文革也可能是个机遇，想借机遇跳出农门；四是以业余时间投入，可做到生产、革命两不误。再说，写文章、标语、大字报所需的笔墨纸张慨由各单位提供，这种既能取得进步又能获得声誉的美事，何乐不为呢？
六七年初，县武装部主要负责人黄老九因镇压造反派激起全县造反派的声讨。倔伢子立即创作了一首《誓把黄老九拉下马》的歌词并谱上曲，以壮声威。歌曲如下：
2/4誓把黄老九拉下马进行曲速度雄壮有力地
3。332︱30︱1。612︱332︱12︱3-︱3。335︱656︱
616︱2-︱512︱3-︱33︱2316︱233︱55︱6。531︱
243︱1。612︱32︱1。63︱2-︱3。335︱66︱536︱6-︱
5。67︱7-︱65︱321︱0335︱76︱0653︱15︱5。67︱7-︱
65︱3。532︱12︱0223︱1220︱5。67︱6-︱332︱
1。612︱32︱555︱6。532︱56︱321︱356︱5。67︱7-︱
356︱567︱5。67︱6-
根据当时的大趋势，县委副书记兼东港区委第一书记张龙民发表了一个《我的六点声明》。由于这个《声明》不符造反派的要求，造反派立即组织围剿、批判。倔伢子又立即创作了歌曲《批判大毒草》。歌曲如下：
2/4批判大毒草群情激奋地
1。116︱55︱356︱16︱5。3︱66︱530︱2。12︱2-︱
3。321︱230︱5。566︱560︱5。1︱6。656︱3。5︱6653︱
6。0︱6。651︱221︱52︱1-︱︱
这两首歌写出来以后，倔伢子既没修改也没给任何人看，便在东港高中（当时有初中班）召开的造反派大会上教唱。在这两百多名学唱者中，有十多个是东港高中的教师。倔伢子这个连初中都没读的农民，居然敢站在东港最高学府的讲台上，指挥教唱自己创作的歌曲而且脸不红心不跳！更有甚者，一些高学历教师写的文章会上门请倔伢子“指正”！
当时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谁也说不准猜不透运动的走向和最后的结局。因此，不少人中途退缩了，不少人当了“叛徒”，站到了对立面。倔伢子一直坚定地站在“工联”一方，始终如一地英勇战斗。造反派在学习领会中央精神，联系本地斗争实际而决定采取某种行动时，倔伢子都会当做自家的大事认真思考，积极参与，尽力消除恶**件隐患。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像倔伢子这种身处运动风口浪尖的风云人物，又正值年轻躁动之时，竟然从未参与过枪战、武斗和打、砸、抢、抄等非法活动，以致运动后期历经审查，获得全身而退。这确属难能可贵。当然，这是后话。
倔伢子知道，像“张背时”、“刘大炮”等人，都是吃“皇粮”，有固定收入的“饱饭子孙”，而自己却是毫无保障的泥巴腿子。为保障生存，就得用一种不同于他们的方法来投入眼前这场革命中。在当时生产单一，国门封闭的情况下，只能在队里勤出工多投肥。因此，倔伢子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