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让真正的专家学者们来研究我的作品。
金庸作品正进行第三次修改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我的作品正在进行第三次的修改。全部作品都准备出线装本，但要在修改之后才出版。现在我已改定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正在修改中。在第三次修改中，我能听听大家的指教，特别难得。例如我在这次会上听到华东师大李□先生的发言，就很受启发，对修改《越女剑》一篇短篇就很有帮助。李□先生说，在吴越之争中，吴国是文化很高的文明之国，而越国则是文化很低的野蛮之国。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使用了许多野蛮卑鄙的手段，勾践实际上是个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取得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是条规律。我日后修改《越女剑》将会吸收李□先生的意见，不过，不可能重写太多。这个例子说明，我在这个会上真的得到具体的教益。
赞美女性以否定男权社会
坚尼小姐批评我在贬抑男人的时候使其女性化，有类似西方男权主义的倾向，例如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这是我没想到的。坚尼小姐虽然批评我把某些男人女性化，但还是欣赏我的女性描写。我应坦白地说，为什么我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我崇拜女性。女性不但比我聪明，道德上也比我好，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强，但她们具有男性所没有的一个根本优点：不把名誉、地位、面子、财富、权力、礼法、传统、教条、社会责任等等看得那么重要，而专注于爱情与家庭。女人往往爱得比男人深刻，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这样，许多男性在国家、民族等等漂亮的籍口下追逐名利、追逐权力、追逐身外之物，贪污**，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往往看轻这一切。我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就想间接地否定男性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在小说的人物描写中，我把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特点严格区分开来，不喜欢男性的女性化，也不喜欢女性的男性化。在我的小说里，愈是好的男人，男人气概愈强；愈是可爱的女子，女性性格愈明显。我不喜欢东方不败，把他女性化了。东方不败等倾向于女性，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说他们不像男人。女人而不像女人，例如母大虫、母夜叉之类，也不是可爱的。
刚才虹影讲到女性的下毒也很有意思。我的朋友项庄写过一本书，说金庸小说中女主角有一些是花旦，有一些是青衣。京派第一青衣程灵素不漂亮，但很能下毒。她是第一流人物，我是很喜欢的。她对情郎有著刻骨铭心的爱，品格高尚，下毒也是刻骨之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武侠小说中“江湖”的审美距离
宋伟杰博士专门研究我的小说，他的博士论文我也读了，刚才又听到陈颖小姐简要地介绍了他的论文中的一节。宋伟杰的论文写得很好，有些批评我也同意。他说我不知不觉地把汉文化看得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我的确是如此，过去是这样看，现在还这样看。我现在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兴趣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其中我又特别喜欢的是北魏孝文帝，他把首都从北方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自己不仅穿汉服，还说汉语，作汉文，写汉诗，甚至要杀拒绝汉文化的人，他是少数民族的帝王，但承认汉文化高于自己鲜卑族的文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自然应当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但也应当承认文化有高低，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时，放弃一点自己的文化，并不吃亏，反而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汉文化。
人物“原型”之辩析
叶洪生先生讨论到我小说人物的“原型”问题，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某某武侠小说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说中的某某人物是从那部小说中取材的。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故事均非独创，如果真是这样，倒也不必否认。叶先生说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卧龙生（本名牛鹤亭）是我相当要好的朋友，六、七十年代时我去台湾，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我们经常相聚饮宴、打牌聊天，我是主要的请客者，所以他们一致称我为“帮主”。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主要是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项庄，此外尚有张彻、王羽等等。我做了帮主，总不好意思去偷帮中堂主、香主们的传家宝了。岳不群是伪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乡愿，德之贱也。”乡愿就是伪君子，孟子形容这种人“媚于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至于东邪黄药师的原型，那种玩世不恭的高人隐士，中国也是任何朝代都有，伯夷、叔齐、介子推、庄周、柳下惠，《论语》中的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以及魏晋时的阮籍、稽康，有一个极长的传统。有些角色的原型也不限于某一个人。如老顽童周伯通这个形象，其原型在历史上就有几个，汉时的东方朔，《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后来寒山拾得、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