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1924年3月10日—），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主要起草人之一、香港最高荣衔“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华人作家首富、1999~2005年曾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香港与台湾出版我小说的出版公司，前几年计划出一本丛刊，刊登讨论我小说的文字，想叫做“金学研究”。我建议改名“金庸茶馆”，大家在其中闲谈，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金庸茶馆”在台湾与香港都已上了internet，读者们在网上闲谈，《中国时报》的副刊每星期刊载一次。“金庸茶馆”是中性的，大概不会惹人反感。台北有人组织了个读书会，叫“纸醉金迷会”。台北金石堂书店中有人发起组织一个读者会，到香港来旅行，并到我家来访问，戏称其名为“拜金团”，那是有点自嘲和开玩笑了，大家嘻嘻哈哈，因此我不感到尴尬，还请他们吃了饭。这次开会之前，刘再复教授把确定的题目??“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告诉我，这个题目我能接受。“金庸小说”四个字，符合实际，中性，我写的确实是小说，不是诗。再复兄还给我一份与会者的名单，我看到有这么多的教授、作家、博士、博士侯选人参加，心就动了。这不是因为给了我面子，而是觉得这么多学者一定能给我指教，我不应失掉这个机会。刚才我听到加拿大坚尼小姐、英国虹影小姐的发言，也受到教益。坚尼说，李陀先生把人分成聪明人和不聪明人两大种。我以为，这种分类重视先天的资质，不重后天好人坏人的道德判断，也不重视学问高低。好人坏人很难分，用聪明与不聪明来分就容易得多。听说今天来开会的田晓菲小姐，六岁就开始读小说，八岁多发表新诗，十四岁进北京大学，相继获学士、硕士学位，二十岁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今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刚才初见，旁人还没介绍，我问她：“你贵姓？”她笑笑说：“姓田，田伯光的田。”一句话就显得聪明之极。李陀先生自己，显然也是很聪明的，刚才我向他请教，请他指出我小说的缺点，他说：“有几部小说结构不好。”我一听就明白了，而且十分同意。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ThomasHardy的TheReturnofTheNative（《还乡记》）、CharlesDickens的ATaleofTwoCities（《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伯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地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说，与十九世纪的西洋小说不同。”但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几部，结构确有重大缺陷，现在要改也改不来了。武侠小说确实有一套表现形式。哥伦比亚大学的徐钢先生讲到江湖问题，又讲到presentationvssignificance的问题，我想在各位研究比较文学的范围中，这大概就是form（形式）与content（内容）的关系，也即是expression（表现）与idea（意念）的关系。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带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中国的川剧有类似手法），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等。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面具、大合唱的审美作用相似，它使读者意识到书中展开的是一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不同。陈家洛并非是真的陈家洛，他们在江湖中行走，玩的是江湖中的一套，江湖就使读者获得一种距离，这是不是属于浪漫主义，常有争论。但武侠小说如果用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恐怕是很困难的。
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以前中国大陆曾召开过几次，但我都没有参加。前年我故乡海宁开了一次“海宁金学研究会成立会”，冯其庸先生、严家炎先生去参加了。去年，杭州大学的学者们也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提出的论文内容很丰富。今年春天，云南省大理州举行研讨会，严家炎教授、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先生、云南省省委书记令狐安先生（他是金庸小说爱好者，自称“令狐大侠”）、陈墨先生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我只在开幕式中对参加者表示感谢之后就离开了。我所以不敢参加，是因为这些会议的题目都叫做“金学研讨会”，题目太漂亮，我不敢接受。北京的刘梦溪先生曾写了篇文章说，只有《红楼梦》研究可称“红学”，其他的都不宜称“学”。李白、杜甫的诗篇不够伟大吗？但我们从来没有“李学”、“杜学”。我很同意他的意见。这一类讨论会，最早提出的是刘再复先生，那时他在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在一九八八年写信给我，准备由他们研究所召开一次研讨会。我失礼得很，没有积极支持。只因为我觉得我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我自己目前还在用功读书，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能做一个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