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住余达：“我会做什么？救人要紧！”余达拍一下脑门：“那是，我糊涂！”两人手忙脚乱，相互配合着折腾了十几分钟，只听得和平喉咙咕噜一声，鼻孔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吸——，接着，见到了腹部的起伏。
“活了，活啦！”余达惊叫一声。
展松叔杆子叔跟着余达跑过来，见到和平模样，直直的躺在炕上，像死人一般。杆子叔来了气：“棍儿呢？棍儿呢……”他是在找余贵。胶东这一带，口音重，“贵”和“棍”很难分的清楚。这些年杆子叔和余贵走的近，喊着也亲，总是喊余贵为“贵儿”，喊白
了就成了“棍儿。”为此大家也都认了可，这余贵可不就是一根打人的“棍子”嘛。
余贵这次真是做了大祸。三天没有敢露头儿。
高埠乡也来了人，是李书记带着几个公安。要不是顾及史桂芬的面子，当场就要把余贵带走。但现在只是象征性的把余贵带到村办公室，砸上铐子，烤在桌子腿上，让其坐不成，站不起，只能弓腰马步式蹲着，接受对他轮流审讯。余贵蹲得久了受不了，“哎呦哎呦”的叫唤不停，杆子叔骂一句：“穷叫唤啥！给你老虎櫈坐坐？”照准余贵屁股就是一脚。
折腾得重，余贵自以为只要交代了，就会松了铐子，所以吐得一干二净，把以往在村里干的那点事：和展祥婶、和余展男、冒名顶替与史桂芬相亲，等等，就差一点把肚里的黄水吐出来了。
史桂芬受不了，决意要和余贵离婚，李书记看看其哭哭啼啼的模样，憔悴的不像样子，也不便多劝。杆子叔看看阵势，趁势添油加醋，说：“这样的玩意，今生改不了的，离了也好，……干脆，还和达子得了？达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人品……”偷眼看看史桂芬，见其表情反应平和，接着说：“错了，就改过来，这是天经地义是事儿，没有任何的难为情……”
杆子叔说话，余达在场，他看看余达的表情，便猜到了八九分，高声道；“这事儿就这样定了，以组织的名义定了！”
“那不行！谁让你以组织的名义！”余达反驳，但没有反驳其他。
展松叔心里早就烦了余贵，见杆子叔掌了族谱的第一件事，就拿余贵开了刀，心里喜着。琢磨展厚叔的用意，真是用心良苦。
事情就这样草草的结了。一切好像都是天意，史桂芬搬到余达家里，真的再也没有挪窝儿，余贵一个人孤零零的退了出来，在村里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一蹶不振，一年余。
直到1960年，自然灾害严重，唯莱阳较轻。鲁西南方向方向过来大批的逃荒者，女人特多，只要有口食物，就能留住人。彼时余达已经当上了余家庄党支部书记，见村里一些大龄男子，便灵机一动，趁势给大家都张罗上了媳妇，当然，余贵也在其中。仅这年春天，余家庄就有十五人结婚，史无前例。大家都说余达是恩人，是为大家办实事的人。余达笑着调侃：“不当光棍不知光棍的苦，当年和余贵抢老婆的滋味，你们谁能体味？”
此事余贵从来没有嫉恨余达，至少表面是这样的。也许是认识到史桂芬本来就应该的达子的女人。他感激余达没有落井下石，在杆子叔和全村通过，要给他扣上“坏分子”帽子的时候，是余达坚持己见、据理力争，并亲自跑莱阳找展厚叔帮忙，让他平安的躲过一劫。想想真的后怕，年轻轻的就“戴帽儿”，这辈子不彻底就完蛋啦？那玩意就像悟空的紧箍咒，戴上容易，摘下来可是难的。
和平受了委屈，但终是黄花闺女，张扬不得。杆子叔和展松叔亲自做其母亲的工作，晓明利害，并在村里头为其找居住的房子。原来魏家的房子，如今都改作了学校、磨坊、食堂和办公室，最后商量还是住我们家的老宅子，前后房间多，和展翔婶分开住。魏大女人看看杆子叔对自己的态度，比上一次和悦得多，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和展翔婶聊了半天，也知道了自家的身份和处境，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人家能接纳就谢天谢地。末了只是肯托展松叔，想办法找个主儿，把闺女和平早些嫁人。
展松叔一听，一丝凉意袭上心头，甚感凄惨：“孩子才多大呀？你！……”话刚出口，已觉失言，便不再言语。但等杆子叔离开后，悄声问道：“孩子念过书没有。”
“哪能念书？肚子都吃不饱，不过……文登那人倒是教她姐弟俩认得几个字。”
展松叔半天没有说话，他思考到这娘仨的处境，和平在村里呆着肯定是不合适的，怎么办？到水库工地……？她又能做什么呢？
诗云：幽怨深处无泪痕，****时久肝肠钝。红杏墙下坐风摧，来年亦为傲霜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