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存入之息，为二与一之比，例如，人民存入银行之款，定为月息六厘，人民向银行贷款，则定为月息一分二厘，如此则一进一出之间，银行可得月息六厘，人民有款放借者，无异于将资金缴一半与公家。现在购买土地者，其利也不过几厘，并且买地时须过税，每年须上粮，不时还有派逗等事，今定为银行存款，月息六厘，其利也不为薄。通常人民借贷之利，每月一分几或二三分不等，以著者所居自流井之地言之，每当银根枯窘时，月息有高至五六分者，今定为向银行贷款得，月息一分二厘，其利也不为贵。像这样办去，公家坐享大利，而于存款者，贷款者，仍两无所损，那些用大利盘剥的人，就无所用其技了。
有人主张废除利息，这却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金钱，是从劳力得来的，人民以金钱存入银行，由公家拿去作社会上种种公益，即无异把劳力贡献到社会上，谋种种幸福。此等人是应该奖励的，银行给予之利息，即可视为一种奖励金。
又有主张废除金钱，发行劳动券者，更可以不必。资本家之专横，是由于土地和机器许私人占有，才生出来的，与金钱制度何干?我们把土地、机器收归公有，又不许私相借贷，虽有金钱，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就无害于社会了。拿劳动券去换取衣食住，其实效与金钱何异?现在的金钱，我们又何尝不可把它当做一种劳动券呢?主张发行劳动券之人，其用心未免太迂曲了。
我们把银行组织好了，就可着手收买全国的土地了。照孙中山的办法，是命地主自将地价呈报到政府，我们收买之时，恐怕地主所报地价有以少报多之弊，可用投标竞佃法（川省各县教育局所辖产业，多作投标竞佃法，颇称便利），用投标竞佃，以定租金，然后据租金之多寡，以转定地价。例如，某甲在乡间，有地若干亩，由政府将其地投标竞佃，假定投标结果，得年租七百二十元，以月息六厘计，即定为地价一万元。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月付息六十元，其欲用现款者，以钞票付给之，公家收入之租息，与银行支付之利息相等，仿佛公家是替私人经管产业一般，公家本然无利可图，但经公家收买过后，可用大规模之组织来改良土地，每年增加的利益，就完全归诸公有了。
投标之时，即以地主所报之价为标准，假定某甲所报地价是一万元，投标结果，租息最高额是七百二十元，我们即认定地主所报之价是确定的，即由银行收入某甲存款一万元。如果投标结果，依租息计算，该一万一千元，我们因为他原报之价是一万元，银行只能收入某甲一万元，如果依租息计算，只该九千元，我们就认定某甲有意欺蒙政府，罚他一千元，银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账。我们定出此种办法，地主呈报地价，自必非常审慎，绝不敢以少报多。
著者主张“全国土地，应一律由政府备价收买，不许私人占有”。向友人谈及，友人即说道：中国哪有这笔巨款来收买?我即把组织银行和集中全国金钱的办法说与他听，见得收买土地，不愁无款，听者每每驳我道：孙中山定的法子，是“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两种，你单取“照价收买”这一种，把“照价抽税”那一种抹杀了，把私人所有权完全夺去，与孙中山主义不合；并且投标竞佃之法，孙中山也莫有说过，施行起来，未免与他的办法冲突。我说道：我所说的，与孙中山主义并无不合，办法也无冲突。孙中山的办法是：“由地主呈报地价，政府照价抽税，将来地价增加之利益，全归公家，公家如要收买，照原报之价，给予地主。”照他这个办法，则是地主报价之时，所有权已经转移与公家去了，所以日后增加之利益，全归公有，收买之时，只照原价给予；如果地主的所有权，尚未消失，则增加之利益，应归地主所有，政府收买之时，当另行议价。我们因此知“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只算是一个办法，并不是两个办法。孙中山本来想把全国土地，一律照价购归公有，因为无此巨款，才想出照价抽税的办法，先把所有权转移了，把地价确定了。暂不付价，等到随后有钱之时才付价，我们只要有款，早点付价，又何不可之有?
土地是公有物，应该归公，金钱是私人脑力体力掉换来的，应该归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我可以替他下一条公例曰：“金钱可私有，土地不能私有。”因此之故，他才规定以金钱给地主，把土地收归公有，所以我主张全国土地一律由公家备价收买，与孙中山主义并无违反。至于我所说投标竞佃的法子，乃是照价收买时，一种补充办法，对于地主所报之价，予以一种测验，与孙中山的办法，丝毫没有冲突。
社会问题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我们只要把土地问题解决了，其余的就容易解决了，收买工厂、轮船和铁道等项，都是很容易的事，我主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可括为数语曰：“地球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完全归公，脑力和体力，完全归私，使用机器的工业归公，不用机器的工业归私，大商业归公，小商业归私，贷款的利息，一半归公，一半归私。”如此办理，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精神就符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