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之国际联盟，可以说是强国联盟，是他们宰割弱小民族之分赃团体，像我国济南惨案这类事，与其诉诸国际联盟，不如诉诸弱小民族，与其派人到欧美去宣传，不如派人到印度非洲南洋等处去宣传。我国在列强中，诚渺乎其小，但在被压迫民族中，则是堂堂一大国。我国素重王道，向不侵凌小国，在历史上久为世界所深信，由我国出来提倡世界革命，当然比俄国更足取信于人，兼之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学理，讲得更彻底，施行起来，任何民族都能满意。我们对世界弱小民族，以“平”字为原则；对五大强国，亦以“平”字为原则，决不为丝毫已甚之举，本着此项宗旨做去，一定收绝大效果。孙中山抱大同思想，以天下为公，将来把三民主义普及全世界，实现大同，完成孙中山之遗志，发扬中国之光辉，然后才可谓之革命成功。
我格外还有层意见，也可提出来研究。古人说：“外宁必有内忧。”几乎成了一定不移之理。晋武平吴过后，跟着就有八王之乱；洪秀全取了南京，跟着就有韦杨之乱；去岁革命军取得武汉江西南京之处，跟着就宁汉分裂；现在定都南京，全国统一，而内部意见分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大家高呼打倒某某，铲除某某，其目标全在国内，我们应设法把目标移向国际去，使全国人的视线一致注视外国，内部冲突之事自然可以减免。我主张由我国出来组织弱小民族联盟，大家努力去做世界革命的工作，这即是转移目标之法。目标既已转移了，内部意见，自然可以调和。
举个例来说：刘备和孙权，本来是郎舅之亲，因为大家都以荆州为目的物，互相争夺，闹得郎舅决裂，夫妇生离，关羽被杀，七百里之连营被烧，吴蜀二国，俨然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后来诸葛亮提出联盟伐魏的政策，以魏为目的物，大家的视线，都注向魏国，吴蜀二国的感情，立即融洽，彼此合作到底。后来诸葛亮和孙权死了，后人还继续他们的政策，直到司马昭伐蜀，吴还遣兵相救，及闻后主降了，方才罢兵。这就是目标转移了，感情就会融洽的明证。诸葛亮和孙权，都是人杰，他们这种政策，我们很可取法。
我的主张，可以二语括之曰：“对内调和，对外奋斗。”现在列强以不平等待我，故当取奋斗主义，等到他们以平等待我了，对外即改取调和主义。我们此时唯一的办法，在首先调和内部，必须内部调和，才能向外奋斗，能够向外奋斗，内部才能调和，二者是互相关联的，但是根本上调和的方法，尤在使全国人思想一致，要想使全国人思想一致，非先把各种学说调和一致不能成功。这个道理，留到第六章再说。
解决社会问题之办法?
至于改革社会之程序，我主张从乡村办起走，以每一乡村为一单位，各办各的，因为改革之初，情形复杂，应该各就本地情形，斟酌办理，才能适合，如有窒碍处，随时改良。等到各乡村办好了，才把全县联合起来，各县办好了，才把全省联合起来，各省办好了，才把全国联合起来，将来世界各国办好了，把全球联合起来，就是大同世界了。
改革社会，犹如医生医病一般，有病之部分，应该治疗，无病之部分，不可妄动刀针；社会上有弊害的制度，应该改革，无弊害的制度，不可任意更张，致滋纷扰……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前数章俱系理论上之讨论，这一章是讨论实施办法。关于办法上应该讨论者，可分作两层，一是旧社会之经济制度，应如何结束；二是新社会之经济制度，应如何规定。本章就是在这两点上加以讨论。
土地和机器，该归公有，理由是很正当的。但是已经归入私人之土地机器，究竟该用什么手段把它收归公家，这是亟待研究的。我国私人的土地和机器，都是用金钱购来的，细察他们金钱之来源，除少数人是用非理手段从人民手中夺取者外，余人的金钱，大概是由劳心劳力得来的，换言之，即是用私有的脑力体力换来的。我们既承认脑力体力是个人私有物，如果把地主的土地和厂主的机器无代价地没收了，就犯了夺私有物以归公之弊，社会上当然起绝大的纠纷，当然发生流血惨祸。凡事以平为本，把私人的土地和机器抢归公有，这算是极不平之事，不平则争……关于这一点，孙中山认得最清楚。《民主主义》第二讲：“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从前美国北方各省，主张释放黑奴，南方各省，也未尝不赞成，只是要求给以相当的代价。那个时候，有几百万黑奴，其代价约需银几百万万元，政府无这笔款，去偿还黑奴的主人，才发生战事。一共血战五年，双方都非常激烈，为世界大战之一。此次战争，比美国独立战争，损失更大，流的血也更多，后来南方战败，才无代价地把黑奴释放了。我们可以说释放黑奴之战，是发源于债务的关系，假如当日的美国政府，有几百万万元去偿还黑奴的主人，这种流血惨祸，当然可以避免。后来虽说把黑奴释放了，目的得达，但这五年血战中，牺牲的生命财产，也就不少了，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