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山村经济和物产一般。所以在接受了商品社会的同时依然保留着农耕社会的习惯，他们知道货币的价值，但是又怕货币的贬值，所以获得的货币一部分用来购买物品，也算是安心，只留下一部分货币以备不时之需。
他们渴望获取更多的货币，但是又没有太多的途径和能力去获得。
而灌子滩村则依然完全是农耕社会在这里村民的眼里，金银铜钱比不上粮食靠得住，一切以粮为纲。
李道君继续分析经济与社会如风俗等方面的关系。在灌子滩村，由于经济不达，百姓们还要靠天和地吃饭，而在当地那种落后的经济和生产水平下，一家一户是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组成一个大家族进行互帮互助，进而共同承担养老扶弱和助学等公益事务。在这个环境下，家族宗法大于国法。因为国法离他们还很遥远，宗法却是切身攸关，甚至关系到生存问题。
在乌庄，由于经济展。百姓们养家糊口甚至家致富都不成问题，所以以大家族形式生活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打破，再加上政策等原因，所以这里延续上百年的家族制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而在久山村，养家糊口同样不成问题，但是要想过得更好就有些问题，所以以家族形式还能够帮助村民们解决很多问题，因此也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凝聚力就远不如灌子滩村了。
李道君在这篇报告中也指出了商品化和固守农耕的益处和弊端。
商品化一是让百姓们的生活富足，二是让他们能够从家族宗法转入到国法这个规则，因为以前只是内部交往，很少与外界来往，宗法这个规则足矣，但是现在不同，他们需要与外界密切往来，自然需要遵守国法这个大规则。
最重要的一点，商品化使得村民们有了创造力李道君曾经听刘浩然多次提及这个词，所以在这次调研中着重关注这一点。商品化最大的特征就是物产丰富。村民为了追求财富，为了自己的富足，自然会想方设法去创造财富不管是聪慧之人自拓门路还是中平之人学样改良或是愚钝之人跟风而进，他们都在原来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开始创造新的财富，正是这种创造，成为大明迅展的一个支撑。
而在农耕化代表的灌子滩村，由于受条件限制，村民只能在宗族这个环境下生产，而宗族实际上又承担着财富分配的职能。它将不多的物质按需分配给有需要的村民手里。因为宗族最大的本意就是敬宗收族在敬奉同一个祖宗的旗号下，调节耸族内部矛盾，均匀公正地分配财富，以达到宗族和睦的目的。因此在这种体制下，你就是再卖力也只能混个温饱。因为你多余的产出要补贴族中的弱小残老，所以村民也没有创造新财富的动力了。
但是在乌庄，由于商品化，村民们开始逐利而营，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金钱的威力一切当以挣钱为主，当乡约礼教制约他们时，他们开始摒弃以前遵守的乡约礼教。乌庄的村民开始像苏州、上海等繁华都市学习，追求新时尚有了追求奢华的迹象。而原本最讲礼，法的文人学子在历经大明多次变革，他们开始意识到懂经济之道，明律法之制才能达，于是开始摒弃以前的持礼端重。
李道君指出，乌庄村童学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童已经不再将圣人之言放在嘴边，而走动辄言挣钱营利，家境几何，甚至开始见到尊长也不执年幼之礼，言谈之间，与鄙妇野夫无异，毫无斯文。诸伸文人无不为之叹息，也成了他们攻击新政一大证据。
刘浩然看到这里，只能默默地点点头，此时的以乡仲名士为代表的农村知识分子和晚明时代的文人大不同，他们还严守着气节，遵从着礼节，没有那么虚伪。刘浩然也知道，经济展，自然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李道君在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灌子滩村则是民风淳朴。就拿两位乡老而言，虽然地处僻远，衣着简陋，但是不乏丰厚俊伟，不失忠厚朴实，与李道君相交之时，礼貌、言行严守乡约古礼。而那户地主家，虽然家境富厚，但是谨守礼法，居室俭朴，饮食简要。一身青布衫裤，站立如松。农忙时节也下地耕种，与一般农夫无异。版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