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宗耀祖，为家人和家族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这种科举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耗费巨大，往往需要一个大家族支持少数天才专心读书，专攻科举，也就是所谓的教育成本极高。而这些人一旦科举成功，自然会回报乡里和家族。李道君举了个例子。前宋期间。乌庄出了几位官吏士大夫，由于前宋对士大夫极其优待，赋税等各方面有优待，所以整个乌庄就紧密团结在这几位士大夫为的大家族中，利用各种方式获取了经济等好处。而那些士大夫也处处以家族乡里为先，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乌庄谋取了不少优待甚至这些优待不甚合法和损害邻村的利。
但是大明大兴国民教育和实行新的科举以来，教育成本极低，读书也不仅仅只有科举一条路可走，于是家族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而司政和司法除了俸禄丰厚、社会地位高以及可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也没有其他特权，而且大明一般都是易地主政，所以也无法为家族提供什么利益了。于是做为家族凝聚的一个重要支柱没有了。
在另一方面，随着大明社会福利保障逐年展以及低田赋等政策，百姓们的收入提高。一家一户赡养老人不成问题，而且随着江苏、淅江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尝试，即百姓在缴纳田赋时，多增加一部分不多的粮食做为养老基金官府将这些粮食通过向城镇居民出售变成现钱，与劳工养老基金一样进行投资获利再用来修建养老院、放养老补贴等手段反馈给保险人如乌庄这样经济达的村庄，个人的养老已经不成问题。
至此，家族最大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养老敬老，扶助贫弱。子有所学。保障公益已经被官府取代。加上经济方面的因素，所以大家族瓦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山东济南的久山村。由于那里地处战乱之地，很多村民都是从他乡迁移而来，家族本身势力就不强，所以虽然那里的官府等社会保障不及乌庄，但是家族势力却很微弱。几近乌庄。
而湖北襄阳灌子滩村的家族势力却是最强的，那里虽然地处南北要地，受了战乱的波及，但是灌子滩村地处偏僻，受战火蔓延极少。所以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居住面貌。加上官府社会保障能力又不及东部地区,所以家族势力强劲，依然把持着前面所述的几个社会保障功能。
这也君身为族中宗老的乡老和地主能够拥有极高权势的原因。
李道君接着又分析了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这是李道君认为的重点，因为经济状态对社会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制约着各自风俗的变化。
庄
乌庄的经济最达，由于东南工商达，村民们农闲时可以去工厂等地打工，也可以应征官府工程的民工，获得不少的工钱也有部分村民留在村里，通过其它途径致富如种桑养蚕，种植棉花。由于大明工商业展，对生丝、棉花等原材料需求极高。种桑棉获利极高。而种植桑树，三年成材，便可多年蒋采无忧，是投入小获利大的营生，棉花相对水稻等农作物来说，对土地要求不高、获利空间更大。更有少数村民参加扫盲班后便知道学习农科技术，比别人更善种桑棉，故而迅成富。
李道君做出了一个统计，乌庄每年农闲时期，有近三分之一的青壮去苏州、上海等地方打工，妇人也会去邻近的保丝厂等处打工，短短数月的劳作，获利过一年耕种的农产品的价值，因此有大约十余户机遇好的。干脆将家中的土地转包给他人，全家迁居城镇，专门在工厂等地谋业，数年下来便是康之家。
有近大约三分之二的农户则在种完农田之后专心于桑棉，甚至有些人种植水果等作物。贩卖城镇谋利，少数人则承包他人土地，成为大种植户。只有少数农户因为劳动力不足，只能专营农田，日子过得很一般。
在久山村，则有三分之一的农户种植棉麻以谋利，三分之二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专心营生农田，不过他们在农闲时出外打工的人最多，过一半，几近三分之二。
灌子滩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人靠农田吃饭，只有少部分胆子大的人出外打，营生。大约只占当地青壮的十分之一，而且倍受家族族老的微词，冉此族老们认为这些人出外打工挣钱是谋小利减少了对族中公益的贡献是对族中其他人的不公。
李道君还通过货币的使用来进一步分析三个村庄的经济状况。
乌庄是使用货币最高的，几乎家家户户有余钱，过一半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存款。久山村使用货币的情况比乌庄差很多，他们打工所得的钱经常是一半用来购买物品,渊乒被储蓄起来。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户在城镇银行有线,打款曰灌子滩村使用货币的情况就更差了，银币几乎看不到，只有少量的铜币流通，大部分是以物易物。没有农户在银行有账户和存款，少数在外打工的青壮也是将现钱换成粮食、布匹等物品。
李道君分析道，这是由于经济展不同产生的差异，乌庄经济最达，物产最丰富，获取货币的能力也最强，对货币的价值也认识最清，所以非常欢迎和习惯使用货币。而使用货币之后，这些村民也更加融入到商品社会之中。越来越习惯于从城镇使用货币采购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