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堆的味道
因朋友岳母去世前往吊唁，我们来到普定县城东北这个叫“等堆”的山村。从补郎前往猴场的路上，爬梁子上的公路侧边，就是这个小山村。传说中，“等堆”应为“趸堆”。说是这个山村的苗族同胞，百年前，因为缺乏文化，不识称，常按一定的日子，将自己生产的洋芋、水果之类，一堆、一堆地摆在路边，然后一口价，一堆多少钱地趸卖。因为物美价谦，这种古老的交易方式，吸引了周围村寨的很多人。所以至今，每逢周二，成了这个小山村铁定的赶场日子。
我们把车停在后小学有公路边，正准备询问朋友岳母家怎么走的时候，后面有一辆小车停下，下来的是位熟人，老家是这个山村的。打了个招呼，我们一行三人就跟着他从学校西侧的小路南下到山弯中的村寨后，再向西穿行。虽然已是暑天，但因为下过雨，走在这碧树浓阴的山村水泥小路上，没有嗡嗡飞舞的蚊蝇，也没有鸟儿的和鸣声，房前屋后也没见到刨食或悠游的鸡，游逛的狗。仿佛村中有人去世后，除了过往的汽车，一切都处在沉默之中。村后那座灌木森森的山，像一顶高帽，静静地立着。
我们到达目的地，朋友接待。表示吊唁之后，我们在院中坐了下来。一百多平方米的土院坝，长约二十米，宽五六米。呈东西走向。北面有一长长的屋基。西面的三间屋基，除了基脚，就只有几堆沧桑的乱石横在屋基上了。靠东的一间，一眼就能看出是七个头的屋架。虽然屋上片瓦无存，就连屋顶上的木条也不见了。但扁形的行挑、方形的楼枕，依然完好。只是在风雨的侵蚀中，显得古旧斑驳，承受着岁月之重的无奈。虽如此，这间房子，另外搭上棚布，还作为办白喜事的厨房使用。也许，这样的民居，将会随着越来越浓的现代气息，消失在岁月深处，成为珍藏在记忆中的文物。这房子背后，高高的地埂上，两株墨绿的百合，各自横伸着十来枚针筒似的含苞待放的花。这让我感到惊奇。因为一般情况下，每株百合，能开三两朵花，已经很不错了。土地贫瘠的山涯上，开一朵的也是很常见的事。这是我对这里的生态环境由衷地感到可喜。但同时，也为古老民居的不断消逝感到隐隐作痛。因为这院子东面，是朋友岳母家的一栋两间二层的小洋房。装修与城里的差不多。与架子还算完好的民房相比，木架子民居朴实的讲究，让现代的洋房失去了乡村应有的味道。
搭着上百平方米宽的棚布的院中，宰了两头肥猪。一头已用开水褪了毛。一头褪了毛后正在用液化汽喷火烧猪皮，并接近尾声。奇怪的是，这两头猪的右边后腿都被砍掉了。
小洋楼下的房间北侧，停着一口棺材。棺材下，支撑着的圆木似的东西，布满棺材底部。经询问才知道，那是湿湿的芭蕉杆。因为性寒，有粘性，在这样的暑天，为防去世的人在家中停时间长了腐烂，才如此。据说这样做，尸体不会移位，也不容易腐烂。不过，棺材上还留了道逢，用两个电风扇往里吹。据说棺材不停在屋子中间是苗族人的习惯。由于逝者生前信奉天主教，不兴做道场。只兴择日安葬。
据说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传教士“党居人”（中国名字）到普定传教的第一个村寨就是等堆。等堆村是普定文化发展比较早的地方。等堆小学（教会学堂），曾是方圆百里的富家子弟读书习文的最佳选择之地，曾经培养出好几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可处的刘汉桢（国民党中将军长，抗日将领）、化处陶家寨少将师长陶心达（1949年普安起义将领）、白岩一棵树的周挺（国民党时期团长）等都曾在等堆就读过。
在普定，基督教从等堆村开始，在仙马村定居。因此，等堆今天的文化有着中西交融的痕迹。
不知什么原因，基督教堂没在等堆落成。不过，时至今日，等堆信教的苗族同胞不少。党居人沿途走进猴场仙马苗寨，在那里创建了上帝的村庄-----仙马及其教堂。至今，仙马村全村男女老少都信教，每周全村人都聚集到那座教堂里，举行礼拜仪式，唱选美诗，反省自己是否珍惜粮食，是否尊老爱幼，是否有不该有的思想等。因为受宗教感化的程度不同，等堆村与仙马村相比，宗教的思想文明有明显的差距。在仙马，人去世后，用白布将死都从头到脚包裹起来，就随便选个地方，第二天就安葬。而且不用棺材。安葬时，就地取开草饼，挖好坑后，将白布包含的人坐式放入，覆盖上泥土后，将草饭拼盖其上就算完事。苗汉杂居的等堆，死者虽信教，但还保持点汉族的习俗。如用棺材，烧冥线，点香等。
辞别回转的路上，我们注意到这个坐北朝南的山村，在高高的山弯里，像扶手长长的龙椅，位子显得尊贵。仿佛两边缓缓而下的山脉内侧的村寨，成了它的陪衬。不过，因位置高，山地多，农作物除了苞谷就是洋芋。村里的花椒树上，那些墨绿色的叶子，多有被摘取的痕迹。村人说是这山寨人家摘去焖洋芋吃。说这话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一家坝坝里，有两位小孩，手里拿着焖得黄黄的洋芋正在吃。那带着花椒叶鲜味的洋芋香气突然间俘虏了我的心。虽然我也是吃着苞谷饭、洋芋、萝卜、酸菜，在贫困中成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