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说：“大而不是最好一向是美国人给人的第一印象。事实上，我确信你从美国任何方向任何地方驱车75英里，就准能碰上某种‘世界最大的东西’。宽阔的土地和似乎无边无际的边界使这种情况得以发展。从清教徒的时候起，美国农民就耕耘土地，把地力用尽，于是又无忧无虑地向西推进5英里。如今，你看见的每一处农场都是一堂生锈的车和破旧农用设备构成的历史课，家里和庭院里放满了已损坏的圣诞节玩具和动力切草机。”
你可曾在德国、瑞士或日本看到过一辆生锈汽车或是生锈拖拉机吗？多少世纪以来，欧洲人和日本人都生活在限度之内，不得不对资源更为小心注意，也就是说具有质量意识。
戴明批判说，当我们开始制造东西时，我们袭用了农业最初的习惯——大量生产而不求质量。大型铁路使工业获得接受便宜货的大规模的市场，从而刺激我们沿着这一方向前进。铁路大亨们用赤裸裸的强权创建并控制巨型的联营企业，不愿跟着走的单干户则面临无情的铁路运价，常常被迫停业。大型联合企业的兴起正好与政府作战部完善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措施相巧合，此举始于国内战争时期，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了高氵朝。大生产的多数工具可能是英国发明的，但美国人加以模仿，完善并将它们用于商业。（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现在是头号发明者，日本这个“模仿猫”却成了完善者。）
这种全部美国式的做法——长生产周期，大规模经营——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发挥了作用，并加强了其后美国经济霸主的地位。但是，我们是靠更多的坦克和飞机取胜，一般不是靠质量更好的坦克和飞机。随后，海外的经济恢复起来，开始注视我国诱人的市场。外国产品打入美国市场的惟一办法就是通过它们占有优势的局部市场，靠提供高超的质量打消我们的疑虑，诸如1955年日本货质量低劣的形象所造成的疑虑。
注重质量恰恰适合欧洲和日本人的技能，尤其适合他们嗜好工艺劳动（非专业化分工的劳动）和以人工劳动作为增加产品价值的主要手段的传统。同样，他们历史上不搞过多的纵向一体化生产（福特汽车公司一度拥有自己的铁矿，那里的铁送到位于胭脂河的冶炼厂炼成钢，钢又制成汽车），这使它们具有独特的灵活性和善于小批量生产以赢得小块的优势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顽固地偏爱大的东西，最后发展为迷恋于大规模自动化。日本人则把我们做好但未使用的较小型、更灵便的机器设计拿走，独占了那个市场，并把快速更新产品提升为一种高级艺术。
时至今日，我们遇到了麻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质量和灵活性将是经济获得成功的象征。《财富》杂志报道说，最近对韩国实业家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他们乐于要日本供应者而不要美国的，比差为二比一。韩国人抱怨美国产品质量平平，交货慢，服务差，还说美国人不愿接受小额定货。”（考虑到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宿仇，这种情况就更富有戏剧性了。）
韩国人是对的，但要我们摒弃嗜大的秉性如同剜肉一般难以忍受。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杰克·韦尔奇告诉股市分析家说，他要使他的公司在“市场价值”上占第一位——在股票市场上价格最高。他是否希望后人因为产品质量高超而想起他呢？因为创造了工作机会而想起他呢？谁知道？他难得谈及产品；至于就业，自从他上任以来，通用公司已经从工资花名册上削减掉10万个工人（不包括兼并企业造成的人员变动）。正如一位《福布斯》杂志的作者所称，通用公司在费尔菲尔德的总部“给人的印象和感觉犹如一座庞大的投资银行大楼，随时寻觅着接管的目标”，却看不见一件产品。
大的规模甚至也驱使着创业型企业家，使他们也过快地从追求与众不同蜕变为追求大型化，并且还希望稳定。人民捷运公司的创始人唐·伯尔买下边疆航空公司之后的厄运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事例。
听一下《财富》500强排名结果公布时人们的交谈吧！公司首席主管们很少有人谈论利润和资金利润率。人们问的是：“你们排第几位？”“进军《财富》500强”——一件单纯反映规模大小的象征——乃是大多数尚未跻身前500家的企业梦寐以求的梦想，而已跻身其间的多数企业则把名次提升奉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1）偏爱“小”的日本：从细微处入手
对日本的奇迹，主要有两派观点。经济学家希望我们相信，日本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始终贯彻的保守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司同银行家之间以及银行家同政府之间利益的融合。例如，以权利极大的大藏省和露面频繁的通产省为代表的保守联盟，向目标工业发放低息贷款，并对年轻或复苏中的工业实行保护。社会学家和管理理论家则告诉我们，他们用团队和谐，终身就业和其他日本在管理和家庭（如养育孩子）上的做法来说明同样的现象。
在戴明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两种因素都促成了日本的成功，但是戴明指出还有其他更新颖的观点也同样有道理。有一种观点着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