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无力、安静，完全放弃思考，只有拥抱着安妮的时候才感到一丝温暖。晚上两点，我照例起来给安妮喂奶。 50毫升热水，160毫升冷水，三勺Similac奶粉。我看她喝着，真希望这样的时光永远静止下去。
随后几天，我终于病倒了，躺在床上，浑身无力；虽然生病但并无多少不适，但我已放弃抵抗。在和Ketty通视频电话时，我们俩都是躺着的。我无力地躺在北京的床上，她则挺着大肚子躺在遥远的旧金山。
“怎么样了？”她似乎感到了什么。
“都还好。”我没有告诉她公司此时面临的状况。在这个无力的时刻，我作了也许是此生最愚蠢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去旧金山陪Ketty生孩子了。Ashley的预产期是12月7日，本来我是一定要去的，我希望就像为安妮接生一样，也能为Ashley接生，让她生下来第一个进入的是爸爸的胸怀，闻到爸爸妈妈身上的味道。然而当时，我的心太逼迫了，竟然把作为一个创业者和作为一个父亲故意矛盾起来。我借口说如果预产期像安妮那样不准，晚10天怎么办？我要在那里等待吗？我能够感受到Ketty的失望。最后Ashley的出生时间就在预产期这一天，12月7日，分毫不差，像是对我的一生的警示。在以后人生的重大时刻，我一定要陪在她们身边，无论我是谁。
几个星期里，我无法思考，无心做事，除了例行公事去公司和待在家里，几乎哪里也不去。从2007年1月4日到2009年3月30日Google、巨鲸合作的音乐搜索上线，再到今天，如果你耳朵时有发烧，哈，必是我在祈祷。在无力无招的时候，只能祈祷奇迹。
这是信念的最后底线，就如同哲学家费希特在其《人类的使命》一书中所说：“只有通过信仰，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
2007年12月10日，北京第一场初雪。空气清新，我决定出去。这天下午，我约好了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清华大学见面。他是《连线》杂志主编，因其《长尾理论》一书的畅销而声名大噪。早在10月初，主办MIDEM音乐大展的斯蒂芬·甘贝特（Stephene Gambetta）就写信给我，介绍克里斯·安德森和我认识，并说克里斯计划来北京，想访问音乐产业的一些人。MIDEM向他推荐了我。
到了清华，Music 2.0的主办者汤永钢还邀请了其他一些音乐界的人。沈黎辉也在，很高兴见到他。汤永钢于2007年创立了专注于数字音乐研究的非商业机构Music 2.0，并协助清华大学设立数字音乐实验室，他的博客是很多数字音乐行业工作者也是我必看的。
见到克里斯后互相握手，他说：“祝贺你们，你说的要投资你们的搜索公司我猜是Google吧？”
我说：“嗯。主要是因为签了NDA，所以我还不能说。”
克里斯说：“如果免费音乐搜索会发生，这将是一个革命性的实验。”
克里斯当时已经在写他的下一本书《免费》了。他简单介绍了一些这本书的观点和方向，比如在线互联网的成本越来越接近于零，而可卖的东西如音乐将越来越少。这是全球趋势，就是网上免费的模式。
克里斯建议我看一下《连线》杂志最近对环球唱片总裁道格·莫里斯的采访，并说最近人们对网络音乐的认知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他希望我们能保持联系，我能把最新进展告诉他。
走在清华的校园里，还有一些小雪未融化，空气清新。我从Google项目的思绪中抬起头，把目光投向远处，才逐渐感到一些新的变化正在全球加速。现在回顾，2007年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正是全球数字音乐的转折点和重大历史时期。
我进入《连线》杂志官网，找到记者塞思·姆努金（Seth Mnookin）于2007年11月27日采访环球唱片主席道格·莫里斯的文章。采访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环球唱片总部里道格·莫里斯的私人用餐室进行的。这个已经在音乐产业驰骋了30年的老将，从1966年作为写歌的人开始，先后主管过Atlantic唱片，当过华纳唱片主席总裁，到1995年就任环球唱片主席及CEO。 他上任后，同多位大牌制作人如Jimmy Iovine、Antonio“L.A.”、 Reid等合作，不断创造辉煌，把环球唱片带到占美国唱片市场30%份额的地位。俯瞰曼哈顿、正享受午餐的道格·莫里斯无疑是统领着这个年收入70亿美元的音乐王国的教父。
然而就在此时，他却略带悲伤地对记者说：“很多年前在一本漫画书《LiL Abner》里,有一个卡通形象叫Shmoo。Shmoo是一只友善的动物，一个好人。如果你饿了，你可以把他切下一块拌上洋葱享用；如果你想玩橄榄球，你就可以把他变成橄榄球；你可以对他做任何事。这就是在音乐产业身上发生的事，每一个人都像对待Shmoo一样对待音乐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