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1935年
很多年后，法国学者白吉尔评论国民政府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她写道：“大量事实证明，国民党政府对于发展私人企业的态度是相当冷漠的，在工商业萧条的年份里，南京政府竟然不愿为濒临绝境的民营企业家提供任何支持，以帮助有关企业克服和度过危机。”
荣家遭遇即是一例。荣宗敬因此很悲愤地说：“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
“救荣”的一波三折，实在耐人寻味。1934年7月4日，就在申新宣告“搁浅”的当夜，上海棉纺织业和金融界的大佬们聚集在荣宅召开紧急会议，荣宗敬身患重伤风，言辞之间涕泪纵横，哪里还见一年前那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寿公风采。众人均感棋局棘手，唯有政府出面施援才可能渡过难关。于是，大家公推荣德生赴南京向中央政府求援，具体的方案是准予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予以保息。
当时的实业部部长是陈公博，他随即派人赴沪调查，不久就端出了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报告大意是，认定申新的资产与负债相抵已经倒挂，并指责申新“无组织、无管理”，非速行清理债务和“改换经营组织”不可。因此，报告提议组成临时管理委员会，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券内计算。报告最后认为：“倘今日仍以荣氏为中心，则外间已无信仰，中心无法可以维持。”
荣家对实业部给出的方案大吃一惊。明眼人一看，这就是要用300万元收走荣家数千万元的资产。陈公博还在报纸上公开表态，认为申新唯一的出路就是“收归国有”。这一幕宛若两年前的招商局案重演。
荣家兄弟当然不肯束手就擒，荣宗敬给蒋介石写信，指摘实业部“不言救济而言整理，不言调查而言估计，此中消息，实足令人寒栗”。在给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信中，他更是哀叹说：“民商何罪，申新何辜？”荣氏的同乡老友吴稚晖也帮着反抗，他在给陈公博的信中讽刺说，“中国吃豆腐者多，故冒险者少，弟虽个人决不敢效，实崇拜之至”，指白了说陈公博是趁火打劫。他进而说：“即如荣先生者，一个莽金刚，难免跌倒在众小鬼之社会也。”吴稚晖是国民党最资深的建党元老之一，陈公博是共产党“一大”代表，后来投靠汪精卫做了贰臣，因此，虽然对吴稚晖的辱骂恼怒已极，却也只好唾面自干。与此同时，全国棉纺织业也对实业部的提议群起反对，大家都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申新一旦归公，很快就会轮到自己了。无锡、天津、河北等地的纱厂联合会纷纷通电行政院、财政部和实业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到8月，陈公博只好畏难止手，不得不将“由实业部整理”改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但是，发行特别债券等等，一概莫谈。
这就是“救荣”的第一出闹剧，荣氏想请个救援，没有料到却差点招进一个强盗。惊魂未定，第二出闹剧接着上演了。
荣宗敬为了扩张事业到处举债，其中曾向英资汇丰银行贷款200万元，以申新七厂为抵押。到1934年12月，这笔借款到期，荣家无力偿还，于是，汇丰提出公开拍卖七厂，这是一个拥有5.6万纱锭、3 000多工人的大厂。环顾国内棉纺织业，所有华商纱厂个个自保不暇，如果拍卖，申新势必会落到日商手中。荣宗敬大急，他沮丧地对来访记者说：“中国实业到此地步，前途实不堪设想。”接着，他说出了那句无比悲情的感慨，“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
在这里，有一个疑惑需要说明，在危机骤然到来的时候，为什么华商纱厂均陷困境，而日商纱厂却会活得不错？除了资本雄厚、技术和管理先进之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税负上的差别，这也是荣宗敬等人对政府至为不满的地方之一。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举例说，如果华商纱厂要用进口棉花，每担先得交14~15银元的进口税，当棉花纺成纱后，每担又要交8.5~11.63银元的统一税，这样华厂的生产成本加起来就比日厂每担要贵22~26银元。据他的研究，华厂所承受的税负和利息将近有日本人的5倍之多。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汇丰公开拍卖，果然华厂无人应拍，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一举竞走。消息一见报，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国人痛恨日本已久，大有宁可烧掉也不入敌手之慨。第二天，汇丰和日商前来贴接收封条，被工人用高压水龙头冲走。又一天，工会召开救急会议，推举10个代表向政府请愿，表示“厂存与存，厂亡与亡，不惜任何牺牲，誓死抗争到底”。
全国实业界再度声援，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市和南京市的商会、上海总工会等纷纷表示抗议，上海的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更通过决议，“通告全市国货厂商，即日起，对外商银行实行断绝往来，凡吾国上任，各须以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