孚的实业和名气越来越大，但他本人却保持着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他曾在民生公司的会议上描述自己的作息时间：“我从早上七点半迈进公司的大门，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够回家。”身为企业总经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轮船，一样按职工家属买半票的规定买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样排队等候上船，规矩地坐在舱里。有时被船员认出，请他们到经理室去坐，他妻子坚持不肯。民生公司为职工在重庆修建了一个“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是，卢作孚本人却没有搬进去住。他的家租住红岩村2号，那是一栋一楼一底的房子，住了四家人，厕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描述过他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的锐度和高远境界。
1930年开春，卢作孚出川东行，考察华东、华北和东北等地，历时半年。5月，他再度来到南通，此时张謇已离世四年。他停留三天，参观了张謇所创的学校、工厂和公共事业，斯人已亡，旧景犹在，卢作孚感伤与感奋交集。他对友人说：“我羡慕张先生的精神，羡慕他创造事业的精神，尤其羡慕他在无形中创造出伟大事业的精神。”他还来到无锡，参观了荣家兄弟的面粉厂和棉纺厂。之后，他考察东北，在那里，他目睹了日本人的经营活动，并深深震撼于日人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秩序。从大连码头，沿着南满铁路，凡日本人经营的市场、车站和火车都秩序井然。第二是准确、清楚。从指引方向的地图、路标，到参观时介绍情况，凡数字都准确，凡情况都清楚，事业中的工作人员，都明了事业的全部情况。”正是在这种“有序”中，曾经当过报社主笔的卢作孚预感到了国家所可能面临的磨难。他在游记中写道：“德国已成过去，俄国尚有所未知，日本则方进取未已，为东北最可顾虑的问题，十分紧迫，尤其是我们应该觉悟的。”
东行归来后，他把所写游记感触编成《东北游记》一书，分送亲友政要。他在序言中说，看到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才知道他们的处心积虑，才对“处心积虑”这个词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的这个预感竟很快变成了噩梦般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