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取消不成，蒋介石很快想出第二招。4月22日，在公共租界的天后宫里发生了一场闹剧，国民党培植的救国会和商民协会与总商会为了争夺办公室大打出手，救国会人员把总商会的会议室门窗砸烂，总商会宣布暂时停止办公。两天后，一群青帮兄弟带着辱骂总商会的标语牌闯入天后宫，毁坏器具，抢走文书档案，还把四个工作人员打成重伤。总商会当即向政府当局提出抗议，并投诉各界。银行同业公会、纱厂联合会等组织也致电南京，宣称如果不处理凶手，将发动罢市。
国民党市党部严令所有中文报纸均不得刊登总商会的任何声明和对冲突事实真相的说明，而在党报《中央日报》上则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救国会与商民协会斥责总商会的声明和报道，后者被认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具体负责商会事务的两个常务理事冯培禧和林康侯则是“卑劣和可恶的卖国奸商”。
5月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调查真相为理由，命令上海一切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统一商运”为由，成立上海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所有民间商业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将一切会务统交“商整会”，国民党员以及被控制的顺从者成了最重要的成员。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改组条例规定，这个新商会“须得遵守上海市党部的指导和训令，并且要受上海市行政当局的管辖”。所有商会成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凡借助于反革命而对国民党进行过中伤者皆不得为会员”。
5月25日，“商整会”举行就职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社会局、中央工商部成为会议的主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张群将军讲话说，“上海总商会是在国民革命军到达上海以前成立的，那时，总商会的事务操纵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与军阀勾结在一起”，而救国会和商民协会则是“由上海市商人自己建立起来的，完全建立在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的”。中央工商部代表许建屏则宣称：“上海商人们曾经是被上海总商会压制着的。现在好了，上海商界将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计划组织一个新的统一的商会。”
一年多后的1930年6月，一个新的“上海市商会”诞生了。在公布的理事名单中，原来总商会的代表不到1\/3，商民协会的代表成了大多数。一向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民族商人阶层从此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从其传统的活动中被驱逐出来。在上海总商会被瓦解之后，全国其他城市的商会组织相继遭遇了完全相同的命运。很多年后，白吉尔在《剑桥中国史》一书中评论说：“自19世纪以来，商业组织的发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区的管理，现在被粗暴地扭转了。”
如果说蒋介石从组织体系上成功地将企业家阶层打成了一盘散沙，那么，宋子文则以更为巧妙的手段对企业家阶层进行了利益上的“绑架”。
自国民党军队进入上海的第一天起，它就把发行公债当成募资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在一开始，由于缺乏确实的信用保证，公债的发行十分困难，银行家们常常以此来要挟政府，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摊派和绑架勒索的恐怖手段。研究金融投资出身的宋子文对银行家们的心思当然了如指掌，从1928年春季开始，他重新设计了公债发行的游戏规则。
具体的办法是这样的：当政府宣布发行一笔公债的时候，先将这些公债存入认购的银行，以此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一般来说，政府取走的现金相当于存入债券票面价值的一半。根据上海钱业公会留存的资料看，从1928年3月到1931年11月，该公会总共购入债券3 060万元，而实际贷给政府的款项是1 562.5万元。等到公债公开发行后，银行可以将债券直接投放到上海的证券交易所进行投机交易。这种优惠的贴现政策一下子让购买公债成了一个十分诱人的生意，公债的平均年利息是8.6%，加上大量的贴现，公债的年收益率达到了20%以上，有的可高达40%。当时，银行给工厂的年贷款利息一般是6%~8%，贷给商业企业的年利息是10%，与购买公债的暴利空间无法相比。另外，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炒作交易，还可获得更大的收益。
这简直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全中国的银行家们当即进入了宋子文设计好的游戏圈里，特别是资本最为雄厚的上海银行家们纷纷购买公债。此后的10年中，中央政府共发行24.12亿元的公债，其中七成卖给了这些自诩为全中国最聪明的人。
“公债热”导致了三个结果。第一是公债发行从“天下第一难”顿时变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政府凭空拿到大笔资金，用于军事活动和工商业投资。第二是形成了一个狂热而危险的投机市场，上海金融业超级繁荣，私人储蓄和民间游资被导入政府行政性活动中。在30年代中前期，上海市民人人炒作国库券，用美国学者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话说，“投机成了上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