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团结》、《警告总商会》和《商阀的勾当》。虞洽卿在文中被点名指责为“走狗”和“商贼”。仅仅半年前，他还被看成是上海市民的“救星”，而翻转之间却又成了人人喊打的“商贼”，善恶瞬息，数十年后仍让人莫名欷歔。而另一些人士则表示认同。梁启超在北京《晨报》撰文《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称：“所提17条，有些漫天要价，不买拉倒的态度……与其卖不成，宁可吃亏卖。”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丁文江也撰文呼吁：“双方应慎用感情，研究利害，放下理想，讨论办法，少谈主义，专讲问题，外交才可以有成功的希望。”北京政府最终采纳总商会方案，电令外交部次长曾宗鉴、江苏省省长郑谦和虞洽卿等五人组成中国方面的谈判委员，与租界领事团谈判。
6月19日，总商会与总工会继续紧急磋商。李立三提出“继续实行对美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抽款援助罢工工人”三个条件，虞洽卿一口答应。双方议定于6月26日全面复市，持续近一个月的“五卅”风波告一段落。在善后活动中，总商会发出《劝商界资助工人通函》，虞洽卿带头捐3万元，共募得款项300多万元。在中方坚持下，租界工部局偿付了死伤者的抚恤金，肇事的日本纱厂则同意，以上海总商会作担保，给工人增加10%的工资。
在激荡多变的“五卅运动”中，虞洽卿看上去再次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不过，他显然已经有些力所不逮了。在这场空前的民众怒潮中，商会与工会的分歧和斗争具有分水岭般的意义，在意识形态的强烈引导下，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的中国市民社会内部出现了分裂。商人阶层与劳工阶层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在知识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左派与右派的分野。这是中国商业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事件。虞洽卿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扮演了一个摇摆、尴尬而可疑的角色，阶级裂痕赫然生成，并已难以弥合。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虞洽卿们开始思考下述问题：企业家与革命之间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将怎样与已经被组织和发动起来并拥有明确的行动纲领的工人阶层共处？是理性沟通，还是感性排斥？是和平妥协，还是暴力对立？他们的选择，在两年后改变了中国政局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