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投资大，周期长，而且受海潮、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张謇先后创办了近20家垦牧企业，围海400万亩，累计投入资金达2 119万银元之巨，10余年中，所围海堤三次被特大台风袭毁，垦牧项目先后全数失败，纱厂资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业管理混乱。大生虽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之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謇的光环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团内各实业公司都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请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业之外，对于经营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丛生，一旦发作，便无药可救。
晚年的张謇从云端上坠下，在最后的岁月里竟饱受煎熬。自企业亏损之后，种种流言四起，每次开股东会他都不得不面对指责，好几次会议不欢而散。在一份写给股东的信中，张謇十分无奈地说，自己已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他还给自己在狼山之畔选了一块墓地，自拟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墓上不铭不志，只简单地刻着“南通张先生之墓阙”，没有头衔，没有装饰。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还去视察江堤，为盐垦事业作最后的努力，因劳累过度，他发起高烧。1926年7月17日，一代“状元企业家”在无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
春与人俱老，花随梦已空。张謇的破产和去世，意味着士商时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国商界再没有出现如他这样具有重大公共影响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适为他的传记作序，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毛泽东则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其实，张謇之应该被记忆，何止“轻工业”而已。
在1924年前后的中国社会，社会矛盾的纠缠和复杂让人不安。1923年底，文学家鲁迅在对北京学生的演讲中，流露出了他的悲观：“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而且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段话中，读得出部分知识分子因绝望而产生的对“血”的革命的渴望。在当时中国，正出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数日渐庞大的劳工阶层与同样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出现了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渐渐变得尖锐起来。
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工人阶层。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约60多万，到1919年达200多万，1924年前后人数已经超过500万。跟所有进入工业社会早期的国家一样，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是悲惨的。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描述道：“微薄的工资、超长的工时，罕见，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医疗救助或保险总是缓不济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厂或矿区所提供、居住条件恶劣到令人作呕的宿舍。工人均被以号码而非名字来称呼。工厂内，管理人员欺凌工人的恶状司空见惯。工资总是会无故被扣减，要求回扣的现象时有所闻。女工的人数多过男工，有些纺织工厂，女工比例高达65%，然而她们的工资甚至远低于同工厂男工。雇用童工的现象非常常见，特别是纺织厂。年仅十二岁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腾的大水桶里捡拾蚕丝，这类工作经常让她们感染可怕的皮肤病和受到伤害。”
在当年的报章、文学作品中时时可见类似的描述。客观地说，他们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悲惨的人——跟农民相比，他们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不必惊恐于匪徒和战乱，但是不人道的遭遇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反抗性的罢工事件屡见不鲜，可查的数据显示，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工人罢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仅1919年1~5月，罢工即达19次。特别是在过去10年的抵制洋货运动中，居住于城市而最容易被集中发动的工人群体是一股最主要的抗议力量。
然而，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在1920年之前，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支完整而独立的力量。一味沉醉于欧美或日本宪政经验或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说是与其完全绝缘。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好人政府”在工人们听来虚无缥缈，不知所云，不但跟他们的生计毫无关系，而且显得非常虚伪。企业家阶层对工人也非常不重视，他们最多也是出于利用或提高劳动效率的考虑，如虞洽卿与他的“短档朋友”们，或荣德生之创办“工人自治区”。自晚清允许商人结会以来，全国已经出现了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商会。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上海、广州及武汉等城市的商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团体。他们高高在上，根本不会弯下腰来跟衣衫褴褛的劳工们进行平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