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我仿佛真的听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无比热爱过的国家遗忘。
此刻，他们穿越百年风尘，身着青衫，面无表情，正砸响门环。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日，在漫天烟花中，改定“前言”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国学者玛丽·格莱尔·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ere）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办公大楼里，等待一位重要官员的接见。白吉尔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曾参与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她后来记录那次会见场面时写道：“这位官员从门外进来，后面跟着五六个随行人员，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领、贴袋的中山装——这是中国官员惯常所穿的服装，但他所显露的那种灵活的步姿与举止，却使我骤然联想到美国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镀金钢笔和戴在手腕上的百达翡丽手表，以及脚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识到，这位官员非同寻常。”
跟白吉尔见面的这位官员是荣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儿子，荣德生与他的兄长荣宗敬曾经控制了中国将近一半的面粉厂和棉纺厂，被称为是“中国的洛克菲勒”。仅仅在与白吉尔会面的几年前，荣毅仁还是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国工商联机关食堂的锅炉房运煤和打扫所有厕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遭批斗，食指被红卫兵打断。1978年2月，他被邓小平解救复出。此时，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在中信公司里，还聚集了众多年过花甲的上海籍资本家。
“我发现自己的研究对象已经陷于矛盾的旋涡之中。”白吉尔在后来出版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一书中写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观念出发，研究中国商业阶层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仅仅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简单的历史摸索过程。”然而，随着她对中国观察的深入，特别是对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变革的零距离审视，历史突然呈现出另外的面孔。“中国目前将现代化置于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识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企业家在20世纪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并将长期以来教条地把革命与现代化两者混为一谈的现象加以澄清。”
那么，在更为悠长的历史跨度中，我们——包括像白吉尔这样的国际学者——是否有可能对一个被长期漠视甚至妖魔化的阶层进行新的观察？
白吉尔式的好奇，并不是唯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集团的董事长王石来杭州，约我在西湖边的浙江宾馆对坐闲谈。这里曾经是林彪的“行宫”，现在则成了企业家们最爱居停的清幽场所。王石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行政官员，我的母亲是锡伯族妇女，我也没有受过商业训练，那么，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是从哪里继承的？”我一时语塞。
显然，疑问从另外一个地方浮起。也就在与王石闲谈的同时，我已经开始了《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写作。在众多商业史料及企业家成败案例的调研与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类问题所困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30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他们那种特别的焦虑、强烈的家国情结、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对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对狼文化的痴迷，是一代人特有的心态，还是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文原因？
另外一个更具穿透力的问题是，在30年乃至百年的中国进步史上，企业家阶层到底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因写作《万历十五年》而出名的华人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而1932年就到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则在《剑桥中国史》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即便当世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如美国耶鲁大学的史景迁——他因独特而生动的历史写作，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人知——在著名的《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从1600年写到1989年，整整389年，却几乎没有企业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尽管他们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机纺棉布、电灯、收音机和带空调的房子。
这是一些十分暧昧的、具有冲突和互补性的结论，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
然而，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
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