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回顾了梅奥在工作中合作的作用、合作在梅奥的儿童教育论中的起源，以及梅奥的教学和他与同事之间的私人关系。
梅奥相信，在一个有效的民主国家中，为了对社会的政治环境中的重大变化作出响应，权力必须能够自由地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外围组织。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中央集权太过普遍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缺乏两种情况下所需的社会交往技能：一是在危机期间，人们需要接受集中控制；二是正常时期，人们需要从容地和自发地采用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是他们的工作所需要的。通常，个人是在儿童时期且处于稳定的家庭中学习各种技能的，要么接受集中式的权力，要么接受合作性的权力。但现代家庭却缺乏秩序和稳定性。在一篇题为“工作与心理健康”的演讲稿中，梅奥注意到布鲁克斯·亚当斯的观察结果：社会不再依赖于有凝聚力的家庭。梅奥还表示，其结果——“被挥发的个人”——常常在失业人群中找到，而且为工业家和心理健康领域的专家提出了问题。他认为，这两个群体应该促进对社会的和个人的研究，抛弃错误的所谓“经济要素决定工作的组织和控制”的信念，并且通过研究，发现已经丧失了个性的人们渴望合作的特征及人们和谐地共同工作的能力。
1935年1月，在人事研究联合会的纽约会议上，他的同事怀特海、迪克森和罗特利斯伯格提交了关于霍桑实验的论文，由此梅奥例证了工作中的合作。之后，梅奥与这三个人一道参加了讨论会。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指明了谁能够最好地给出答案，并低声督促这三个人中显得犹豫不决的那个人作答。听众似乎被这几个如此通力合作的研究人员的表现所打动了。
后来，梅奥告诉一群波士顿商人，共同工作的问题在政府中被忽视了，罗斯福新政的行政官员们设法强制要求下属合作，这种做法就有如欧洲的法西斯分子、英国强硬的实业家和工会官员。为了理解如何在工作中合作，梅奥要求对工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展更多的研究。
管理中的研究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作用，极大地有赖于研究人员或者管理者的社会交往技能，尤其有赖于访谈技巧以确定任何具体情形下的事实。在梅奥看来，这种技巧是审慎地调查人们的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核心所在。1936年11月，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0fScience）举办了一次会议，探讨如何科学地研究工业和劳工状况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梅奥再次概述了访谈原则、原则背后的理论以及准则地运用对工作中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1936年初，他接受爱德加·胡佛（J．EdgarHoouer）的邀请，向联邦调查局（F\"ederalBureauof：Investigation）培训学校的教官们发表了关于访谈的讲话。
对实业家和管理者来说，梅奥的总要点是社会关系决定经济活动的过程，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在两篇文章中得到了例证：其一，他为怀特海的《产业工人》（TheIndustrialworker）一书所作的序；其二，他和亨德森为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大会递交的论文。从纽约到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他们的思想。梅奥的广播讲话“安全：个人的和社会的”，也体现了大致相同的论点。在这个广播讲话中，他谴责了工业化，认为它造成了孤独、隔阂和不安全，他还宣称，给不安全开经济“药方”是徒劳的。他以欧洲为例指出，通常，被隔离的群体会变得相互敌视。
其实，离工作中合作的问题不远就存在一种解释：家庭不再能够传授合作技能，因为家庭成员都极不快乐。由于人类不快乐的原因总是影响着梅奥，因此梅奥接受邀请，向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Amel4canAssociation0fSocialWorkers）辛辛那提分会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提出，现代研究表明，在混乱时期，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应该建立在乐观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经济和政治思想家的唯物质主义或弗洛伊德的错误表述为基础。因此，梅奥相信，对能够促进人类快乐的环境进行系统的研究，就会产生乐观向上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被研究的环境就是由稳定家庭组成的社会。这样的家庭鼓励社会体验和认知体验，于是，孩子们就能够发展各种不合逻辑的和合乎逻辑的技能。对现代社会和原始社会作一番比较，就会证明以下命题：如果家庭被隔离于社会之外，那么促成合作的社会惯例就会被破坏，没有稳定亲缘关系的个人就会敌视外来者，不与别人合作。但是，如果家庭很好地融人到社会之中，那么社会群体就会把大家团结起来，物质上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在政治措辞中，问题不在于谁应该担任最高统治者以把不同的群体团结起来，而在于主权的本质是什么。主权的本质在于权力理论。权力理论假定，当人们有一种负有责任的控制感的时候，他们就会快乐。这种控制感一方面允许与他人发展多重关系，另一方面又允许与中央权力发展一种直接关系。
这些思想后来发展成为梅奥的洛厄尔演讲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