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与另一个女儿露丝的关系就不像与帕特丽夏那样深厚而亲密了。在露丝十几岁的时候，她对过度操劳的老师们感到厌烦和压抑，因而给多萝西娅带来了问题。梅奥向妻子保证，露丝的问题源自她那不安分的空想，他相信，这种空想需要一个有技能的老师来找准，并让它发挥作用。他希望由于他不在多萝西娅身边，帕特丽夏可以对妹妹予以指导。但露丝自有主见，她不想上牛津大学，这让梅奥很失望。因为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时期，“什么都不做意味着堕落……自由是要人去争取的……（露丝）是唯一的能够选择道路的人……不成熟带来的恶果啊！……不论别人说什么，他们都解读为一个逼迫举动——直到他们认识到任何人都不能逼迫他们，除非他们自己把别人的话解读为逼迫（虽然并非如此）”。
1939年夏，露丝嫁给了塞夫洛德·格布洛博斯基（VsevelodGebrobosky）。1940年，他们失陷于德占区，当时，露丝正住院生孩子。梅奥经由怀特海、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及犹太人地下组织给他们送钱，资助他们逃离德占区，借道葡萄牙和南美回到波士顿。这些钱严重地侵蚀了梅奥的存款，而且在塞夫洛德失业期间，露丝一家的窘境常使梅奥的收入“像肥皂泡一样消失”，并极大地减少了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金钱。梅奥爱她，喜欢她的性格，但相信她在金钱的使用上与她的母亲一样，是一个糟糕的当家人。四年后，露丝与丈夫离婚，并再次结婚。
20世纪30年代，梅奥对妻女的关心凸显了他的两个兴趣：家庭生活以及家庭对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于人们彼此合作时的问题，他再次兴致盎然地探讨其心理学根源。这种向临床心理学的回归，开始于他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与约瑟夫·普拉特医生的谈话。
梅奥使用让内的理论来教导同事们留意管理中的人的问题，普拉特对此发生了兴趣。有些工人前来向普拉特的年轻同事求医，普拉特请梅奥在这些患者身上演示一下让内的技术。梅奥为三十名左右的医生——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举办了两次研讨会。他描述了让内的理论和做法，讲述了这些做法与强迫观念性神经病的关系，尤其是与这样一个病例的关系：一位母亲在女儿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感情。虽然普拉特对让内的方法兴致盎然，但他需要在病人身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病人太多而助手又太少，他没法做这项工作。
当梅奥在欧洲度完暑假返回后，他定期回到普拉特的诊疗所。格雷厄姆·艾利斯一蒙塞尔患有深度忧郁症，饱受折磨，致使他一心希望了解自己的病情，于是他向梅奥求助，梅奥把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带到诊所。在这里，他看到普拉特如何使用自助技术教导病人控制没有任何器官性原因的疼痛，看到梅奥如何对付冥顽不化的强迫症。
在与亨德森讨论了普拉特的诊所之后，梅奥同意让亨德森的儿子也即刚毕业的法律系大学生拉里加入诊所，向梅奥学习如何更好地治疗带着问题前来求助的人们。这促使梅奥想出了一个计划，以该诊所为观察站，带领五名左右来自不同学科的大学生来了解人们所共有的问题。
第一个患者是一个精神紧张和过度活跃的妇女。这个妇女37岁，一直对因难产造成她两个孩子的死亡耿耿于怀。梅奥确定病症起源于难产十年后而非难产当日。第二个病人是玛拉特斯塔（Malatesta）女士，长期以来，对于是否治疗她的忧虑和头疼，她一直持抵制态度；然而，突然之间，在梅奥的询问之下，她说出了清楚的可以治疗的焦虑性神经官能病症状。第三个令人迷惑的病例表面看来属于中度青春期痴呆症。一个星期以后，玛拉特斯塔女士被送交艾利斯一蒙塞尔施治。此时，拉里·亨德森也记录了一个已经克服了其痛苦的妇女的病历。在与梅奥交谈后，那个貌似患有青春期痴呆症的病人似乎有所好转，梅奥觉得很好笑，因为他既没有诊断她的病情，也没有开始任何治疗。
当普拉特和梅奥的同事委托他带领这个稍大一些的小组进入诊所时，梅奥心想这次“又回到战场上了”。他把自己的治疗称为“魔力语言”。有一个病人叫康妮·菲尔特拉（ConnieFaletra），25岁，由于接连不断地看到让她惊恐的光线，致使她放弃工厂的工作已六个年头了。她不善言辞，既缺乏教育又没有领悟力，她可以被催眠，然而按照癔病治疗显然是不当的；她也没有明显的痴呆症或者强迫观念性神经病的迹象，她只是产生让她恐惧的光线的幻觉。梅奥当着五名观察者的面教这个患者放松身体，指导她留意自己的成见。不到十天，康妮说光线消失了，她决定重新工作。在艾利斯一蒙塞尔的照料下，玛拉特斯塔女士大有好转，在感恩节那天离开医院，回家后还做了晚饭。经过梅奥的治疗，一个一度吃不下饭的男人津津有味地享受着美食。这些病例让梅奥欣喜，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诊断病症，尽管如此，每个人还是所有进步的。他们全都例证了他的以下观点：精神疗法的核心在于“魔力语言”，这意味着只需花时间获得患者的详细情况，并根据访谈规则治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