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整个上午都非常痛苦地想骂人，因为我完全不能用笔表达自己的意思。重大时刻我能够极好地谈论和演讲，但是我一拿起笔写文章（或者教科书）时，我就变成了再呆板不过的书呆子了。我正在写一篇文章，二十行左右的文字至少花了我一个半小时，现在这糟糕的东西读起来就像是一个被扼住脖子的学者的垂死之声。这本关于心理学的文章是地道的废话，我真想打自己一拳。我像个野蛮人那样发狂似地大喊大叫，行文这么不流畅，自己真是个废物。此时此刻，如果我能够把我知道的东西落实在纸面上，那我就能够让自己挺起来，逃离这个摧毁灵魂的大学。昨天夜里和今天清晨，我把四名财政及政治领导人贬低为几团难看的正在颤抖的原生质，我用他们的心理动机——支持工人阶级进行社会革命——予以解释。
当我对付了他们之后，这些“吹手们”正处于一种恳求状态，声泪俱下而邪恶。然而，当我准备下笔的时候，却写不出来。我怎么才能消除那些束缚我表达的因素呢？来马其顿帮帮我们吧！
梅奥出现困难的原因也许可以在文章标题、撰写文章时所处的环境、较早期的经历中找到。这篇文章有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指出，心理因素对于解释社会弊病是重要的；如果人们控制不了他们的种族意识，未能驾驭精神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么非理性的社会行为就可能跟着发生。第二个要点通过一个情绪易变、顽固的政治鼓吹者的例子来说明第一个要点。这个人憎恨权威并与之斗争，这要归因于他受到酗酒父亲的虐待。第三个要点认为，这样的鼓吹者当中有许多人有智慧且急切地想要医治社会弊病，这是澳大利亚工党的负担；他们的行为归因于遭受的虐待和迫害，也归因于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有碍于年轻人的培养，把他们束缚在某一个职业或专业上，因而压制了天性，导致了神经病。其结果是，这些神经过敏的鼓吹者把个人的不幸归咎于社会并努力消灭它，这与想自杀的忧郁症患者是不一样的。第四个要点扩展了第三个要点，它宣称，这种教育制度限制年轻人之甚，以至于使他们视智力研究和社会服务不如自私、懒惰和破坏行为；现代心理学认为，发散的非理性思维和幻想有助于对不幸作出补偿，而集中的理性思维则有助于思考那些解决社会困难和个人困难的方法，这二者在健全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身上自觉地被整合起来。如果人们理解到这一点，那么现代心理学将有助于改变这种态度。政治鼓吹者却缺乏这种整合，而且在努力实现他们的补偿性幻想过程中，他们推行行会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证明反社会的破坏性行动是正当的。
在梅奥看来，这些想法具有智力上的价值，他在《民主与自由》一书中提到过它们，并在公共演讲和大学讲义上使用过它们。它们还为他在美国的讲话和讨论提供了例证，而且在他的晚年，它们还出现在《关于皮埃尔·让内的心理学的若干笔记》（SomeNotesonthePsyc\"hologyofPierreJanet）一书中。
在他奋力把这些想法落实在纸面的时候，它们的情感价值逐渐清晰起来。有一次，登革热发作——十七年前在西部非洲患上的疾病，他写信告诉多萝西娅：“我马上变得疯狂起来，我的焦虑全都往外冒。整个晚上，我梦到了社会革命和陷于困境的三个亲人……”这个梦只不过表达了这样的担心：所有的好事有可能走到了尽头，而他最亲爱的女人——这个女人为他所关心也是自尊的可靠源泉——遇到了危险。
当他做这个梦呼唤多萝西娅“来马其顿帮帮我”的时候，梅奥知道，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乔治患有肺结核病，是在年轻时乘船前往英国的路途中患上，他母亲即死于这种疾病。
梅奥回家看望了垂死的父亲，努力遵照这位老人的意愿，即女人在男人的一生中是重要的。后来，当他思考为安布罗斯·普拉特撰写第五篇文章“革命”之时，梅奥开始改变自己对于女性——他的生命中“最亲爱的人”——的看法：
老乔治把忠贞看做是亲爱的女人如此高尚的一个品质，我开始理解老乔治说这话的意思了（我随时随地都会想起这个可怜的老家伙的忠告）。我非常高兴在这个亲爱的老家伙临死之前我告诉过他我所做过的事情。亲爱的，如果地下有灵，他将会知道，找你来帮助纠正我的过错我是多么幸运……我认识到，你是怎样支持我、帮助我、让我内心平和以及怎样给我信心。也许，对于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的精神品质和你那令人愉悦的本性，有朝一日我将能够予以回报。
乔治的去世唤醒了梅奥心中沉睡已久的爱、恨、恐惧和希望——这是1921年当他孤身一人在外工作极为勤奋时出现的。对于儿子来说，父亲的去世是一个信号，即自己的生命也会终结，凡人在死神面前无能为力。更为特别的是，死亡提醒梅奥，医生——那些常常用超然冷淡和傲慢自大伤害他的人，对于死亡却一筹莫展；对疾病的无知让他们惊惶失措，例如在西部非洲；错误的诊治应该使他们受到责备，例如对于妹妹奥莉芙的悲惨早逝。梅奥的愤怒